人民币在全球话语权的提升则有助于缓解这一风险，比如：近期人民币强势，一方面，对我国原材料进口的输入性通胀有所缓解；另一方面，我国作为美国商品第一大进口国（占美国进口总额接近20%）,人民币对美元的强势，客观上，亦将增加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对其财政货币化“割羊毛”进程，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制约：近期美国财政货币化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共和党不断否决拜登的基建计划，社会舆论将通胀与拜登经济政策关联起来，并指责其对中产阶层变相加税的呼声亦越来越强。
中泰策略分析师张文宇从国际收支视角看支撑人民币升值的逻辑，他认为，人民币汇率短期震荡走强的概率较大，主要原因还是中国较强的出口韧性支撑的贸易顺差高位、中国实体投资回报率提升对外汇的吸引力。外汇市场上的大多数的交易都是资产性的，而短期内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也会进入“预期自我实现”的环节。
从国际收支角度，外汇供求结果主要反映在两方面：经常账户，即进出口贸易顺差“吸收”，资本和金融账户，即国内企业或部门跨境投资“流出”。全球不规则复苏背景下，中国出口的强劲出现了明显的“顺差不顺收”的加剧现象。整体来看，贸易顺差实际带来的资金流入规模仅为顺差的42%，较疫情前44%的低位，下降2个百分点。同时，央行的外汇储备增加的幅度也远不及商业银行结售汇顺差规模。2020Q3至2021Q1商业银行结售汇顺差从107亿扩大至940亿美元，而同期外汇储备仅增加274亿美元。
贸易顺差不顺收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而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人民币汇率整体呈现升值趋势减弱了企业结汇的诉求，更值得注意的是，商业银行结汇顺差增加后增持了外汇资产的配置比重。2020年至今商业银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国外资产增长速度较快，2021Q1更是增持5185亿元，创近五年新高。也就是说，贸易顺差吸收的外汇在企业部门及金融机构内部“流转”，并没有沉淀为央行的外汇储备。这种情况驱动了企业及金融机构的对外再投资行为，也反映了疫情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对外汇的“吸收”与“流出”出现明显的双向流动的加剧。
另一方面，疫情以来中国企业投资回报率的相对提升也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2020年我国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873亿美元，其中，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673亿美元，来华证券投资净流入2547亿美元，均为1982年有国际收支统计以来的年度最高值。也就是说，正是中国的经济韧性支撑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吸引力提升，拓宽了这种双向流动规模，也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