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认为，对于人民币是否存在长期升值趋势，确实很难判断。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去看一国货币应该升或贬，通常不成立，因为当今全球货币泛滥的背景下，货币总量主要对应着资产总量，而非对应商品。如很多发展中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汇率，则都应该升值。
此外，用M2/GDP来衡量一国货币的超发程度，似乎也缺乏可比性，因为每个国家的广义货币规模与其融资结构有关，如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且占比都很大。同样，累计通胀率水平也不能作为汇率比较的主要依据，原因在于2000年以后，中国的通胀率水平较低，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之间存在较大缺口，这被麦金农称为货币消失之谜。但李迅雷曾在2010年解释了这个谜团——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上涨，超发货币流向资产领域。
中国经济虽然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还是比较低，因此，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基础似乎还不成立。当然，就边际货币超发规模而言，美国这两年明显大于中国，M2增速在25%左右，中国已经降至8%。所以，美元指数的回落使得人民币被动升值。而且，在这轮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的优势更明显些，故这一轮人民币升值也有可能从被动升值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当前或“利大于弊”
中泰策略分析师徐驰认为，当前时间窗口下，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整体或“利大于弊”。主流观点认为，当前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企业、就业和经济弊端较重。但就当前而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整体或“利大于弊”，且当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趋势亦并未结束。
首先，当前时间窗口下，人民币升值的潜在弊端相对可控：1）从一季度我国经济及企业盈利数据看，我国经济核心动能——出口与制造业等动能强劲，甚至比疫情之前的水平要更好。也就是说，当前是过去几年以来，稳增长和稳就业压力最小的“时间窗口”。
2）疫情以来，我国没有跟随西方“大放水”，保持了定力，相对美国货币政策在通胀与就业压力下“进退维谷”，可谓占据“先手”。特别是，当前二季度，相比我国货币政策在全球领先进入正常化进程，而美联储尚未缩表，仍维持流动性极度充裕下，这使得人民币相对美元具有较强的升值动能。
3）今年以来全球疫情的不规则复苏——我国出口的需求方，发达国家恢复不断超预期，而我国出口的竞争对手，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不断低于预期，将强化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因此，即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亦相对可控，如同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口与人民币汇率升值同时超预期一样。
其次，当前时间窗口下，人民币升值将强化人民币国际地位，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客观上，或亦有助于减少被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割羊毛”的潜在风险：今年以来，美国经济、股市之所以表现强劲，除了本身疫情防控外，最为重要的是“一党独大”下，不断推进“财政货币化”，这种财政货币化在给美国持续增添新动能的同时，却对发展中国家形成风险：1）美国当前的财政货币化，推升全球原材料涨价，对发展中国家形成输入性通胀压力，压缩其制造业利润率，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为美国财政补贴、基建等计划“廉价打工”；2）当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之后，美联储的加息、缩表又将促使热钱从发展中国家回流美国，这将加大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这一过程本质是利用美元征收“铸币税”与“割羊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