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2日，他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与其抗战失败而失平津，不如自动撤退免倭借口，以期保全平津而图挽救。此总退却之胜利也。”
- 7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倭态渐变，似有缓和趋势，应十分注意运用方法，毋忘转入主动地位。”
内蒙古的德王，也在日军特务机关的拉拢下，走上了联日与独立的道路
一言概之，在处理对日关系上，蒋介石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 当日方逼得太狠时，他会在日记上讲几句狠话；
- 一旦日方做出和缓姿态时，他就如释重负，回到了消极退让的老路。
与此同时，日本人已经得出结论，当下是“直接控制华北”的“最好时机”。原因有两个：
- 关东军对“满蒙”地区的控制，已得到了有效巩固，可以腾出手来“入关”
- 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势力崛起，美国孤立主义的抬头，传统列强都无暇他顾远东局势。
8月6日，日本陆军省提出《关于对北支政策》，希望华北五省“不受南京政府政权政令的支配，成为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
9月，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会见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向南京政府提出三条原则：
- 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中国不得借助英美力量牵制日本）；
- 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正式承认“满洲国”）；
- 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共同对抗苏联）
广田弘毅，后任日本第32任首相，也是唯一被处以绞刑的文官战犯
如此过分的要求，让蒋介石勃然大怒：
- 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
- 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
11月中旬，日本军方一手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公开出台。实际上，所谓“自治”，就是要“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央政府而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土肥原贤二到北平，向兼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他在20日前宣布“自治”。
不过，这只是日本人的虚张声势而已，因为日本人并未做好做好大规模行动的准备。
无论是宋哲元，还是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都没有接受“华北自治”要求。到了11月20日后，土肥原也“只是”策动河北专员殷汝耕，在冀东地区成立了一个伪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