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缓和”，大概率有石原莞尔的“吹风”
“天真”的蒋介石似乎信以为真，一度得出了“乐观”的结论。1934年3月7日，他在南昌作《中国之外交政策》讲演时说：
- 日本侵略中国，乃坐于中国之不竞，纯粹由于吾人之不能自立自强。
- 中国何日能统一安定，发愤为雄，予信不仅东北失地必能归还，而且日本以所处地位环境之孤危，及与中国民族血统之相近、历史文化之关切、更素念中国为王道文明之国家，必然乐于依附，随我而竞争于国际大舞台也。
- 故日本之于中国，正所谓‘抚我则后，掠我则仇’，终非我最后最大的敌人。
在他看来，日本侵略中国，归根结底还是“自己不争气”。一旦中国能“自立自强”，“东北失地”也“（日本）必能归还”。
在蒋介石看来，最棘手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共和红军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话。
- 1934年11月21日：“季陶言只要中国能争气自立，则日本必为我良友，决不敢驾乎我之上。”
- 1935年1月的“本月反省录”写道：“倭寇态度似可渐缓和，或有交还东北主权之可能。”
至于1934年12月20日，在《外交评论》上发表那篇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执笔的长篇文章《敌乎？友乎？》，更是让人“惊掉了下巴”：
- 中日两国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 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
- 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日本与中国，到底是“敌乎？友乎？”答案很快就要揭晓了。
中日关系急转直下
1935年5—6月间，日军以“两名亲日媒体人被暗杀”和“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关内”为由，向国民政府发难。
与此同时，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先后向何应钦提出了“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和“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河北”、“禁止全国排日活动”等要求。
7月6日，何应钦复信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承诺”同意酒井隆提出的要求，这便是传说中的“何梅协定”。
正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追堵的蒋介石，可谓大受刺激。他在5月30日和6月10日的日记中分别写道：
- “倭寇紧逼，只有以缓处之”
- “为河北军队之撤换与党部之撤销，悲愤欲绝，实无力举笔覆电。妻乃下泪，彻夜未寐”
不过，话说得再狠也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