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越过长城后，面对的是无险可守的开阔平原，北平（北京）已被三面包围。
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接何（应钦）黄（郛）来电，惶惶如不可终日，甚欲放弃北平。”可即便如此，他仍不从南方再抽调一兵一卒北上支援。
微妙的是，日方忽然由武官藤原出面，邀约平津地区负责人黄郛到其私宅密谈。那么问题来了，这么日本人突然想起来谈判了？原因主要是两个：
1）日本势力立足未稳
日本控制的东北三省和热河，总面积达128.5万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一直在激烈反抗，野心勃勃但国力有限的关东军，需要用一些时间来“巩固”新占领区的统治秩序，因此需要暂时“战略收缩”。
30年代初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2）华北各省，并非日本独霸的势力范围
倘若操之过急，势必会引起欧美列强的强烈反应，一旦“惹毛了”诸列强，日本可就不妙了。
不过，南京政府可没“想那么远”，一看日本率先提出“停战”，几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5月24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等人，“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5月30日，国民政府与关东军签订《塘沽协定》。
坦诚说，这根本就不是谈判，而是单方面的“命令”。就像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所说的那样，中方对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不容修改一字。
中日签署《塘沽协定》
协定的内容中，最重要的是两条：
- 日军撤至长城一线（标志着国民政府，必须默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事实）；
- 中国军队不得在冀东地区驻守（为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做好了铺垫）。
南京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能书面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自责”道：
- 昨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事实上未有过，而文字实令人难堪；
- 代表之无能，与前方之怯懦，不胜惭惶；
- 然而彼既签字，则我不能不负责自任，勿使敬之（即何应钦）更加为难也。
基于“休养生息”和“厚积薄发”的考量，截止至1935年初，日本的侵华活动有了很大的“缓和”。
- 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暂时停止；
- 关东军从山海关、古北口等长城要隘撤出，东北和关内实现了通邮和通车；
- 中日两国从原来的公使升格为大使。
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大灌迷魂汤，一直把“中日提携”和“经济合作”挂在嘴边，扬言“今后欲打破中日问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