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王闿运在编写《湘军志》时,坚持以严肃的态度、公正的立场。在该书里,他一方面恰当地褒扬湘军的英勇善战和功勋战绩;另一方面,他对湘军创建初期屡战屡败的实际经历,对曾国藩战役指挥时"用将则胜,自将则败"等作了真实记录;特别是对曾国荃攻破江宁之后纵军掳掠抢劫也做了真实披露。所以,《湘军志》编印之后,湘军将领看了非常气愤,认为该书乃是"谤书"。曾国荃看到记录他进天京后烧杀抢掠事实时,气得大喊要宰了王闿运。王闿运只好把《湘军志》的刻板全部交给了曾国藩的得力幕僚郭嵩焘,将刻板毁了,王闿运才没有遭曾国荃的惩治。才得免祸。《湘军志》直到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才四川重刻再版。
王闿运离开湘军阵营之后,主要是从事教育活动了。他担任多个著名书院院长的职务,非常用心地教育学生,他培养的学生后来不少成了名人。
光绪五年(1879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邀请王闿运应担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
王闿运的教育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在教学中不像平日里对待官员的态度那样,狂狷谐谑、锋芒毕露,而是很严肃、很严格、很认真,他爱护学生,尽其所能教育学生,他要求严格,每天有日记,每月有课卷。
二是传授给学生独特的学习经典的方法。他对学生说:"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对《易》《书》《诗》《礼》指出了与当时教学不一样的学习要点。此外,他还强调:"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指出了学古文需要创新性的理解。当时蜀地比较堵塞,通儒不多,王闿运的教学理论让当地的士子耳目一新,使学子们能深入地了解该如何研诵经史,注疏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