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义务不等于无限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而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8月联合发布的《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也取消了2022年版监管规则中关于个人办理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需"了解并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
可现实中，不少银行出于"怕担责"的心态，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自行加码"。部分银行通过设定1万到2万元的询问门槛，将"口头询问"升级为"强制报备"，甚至要求客户出示装修合同、婚礼请柬等证明材料。此前，就有河南女子取5000元需证明"我姐是我姐"、江西南昌一家运营商要求外地身份证办卡者提供无犯罪证明等案例。诸如此类的案例显示，这种"反诈一刀切"的执行逻辑既违背了政策初衷，又侵犯了公民隐私与财产支配权，造成更多"误伤"的同时也可能引发社会公众对反诈治理体系的信任危机。
那么，反诈治理怎么样才能不"误伤"？
首先，制度设计需要明确边界。监管方应细化反诈政策中高风险交易的标准--如聚焦老年群体大额转账、异地频繁交易等场景，而非对低风险用户"一刀切"。
其次，银行应当继续优化风控流程，从"人防"到"技防"，将过度盘问转变为技术上的精准筛查。深圳试点的AI风控模型，通过分析交易行为，可精准锁定嫌疑账户，以减少对普通用户的打扰。这一成功实践证明，智能系统能有效降低"误伤率"。另外，银行还应加强对一线员工的政策培训，避免工作中的机械执行。
最后，公众也需了解自行维权的方式。遇到过度刁难时，可以通过拨打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热线12378、通过工信部投诉平台申诉等方式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反诈的网应当撒向犯罪分子，而非困住守法的公民。周律师的"较真"维权，既是个体权利的抗争，也是对治理现代化的呼唤。安全与权利并非对立关系，唯有通过法治化、精细化、人性化的制度设计，才能在保护财产的同时捍卫公民的隐私与尊严。
只有当每一份规定都经得起法治审视，每一次执行都充满人文关怀，反诈工作才能真正成为人民财产的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