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的相对实力已在结构层面发生变化；但小布什等美国政治精英仍以"领导者不可替代"的话语理解自身位置。图源：EPA
特朗普与希拉里竞争期间，首次将这一问题推至国家认知层面的正面议题，改变了部分美国社会的认知结构，让更多美国人意识到，美国经济体系的确存在深层缺陷。在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美国制造业大量外迁，甚至到了难以逆转的地步；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长期并存，国家像在持续"失血"；制造业空心化、实体经济基础不断削弱。在特朗普之前，尽管学界已有广泛讨论，但这一问题从未真正进入政策核心。特朗普则把它直接推上了政策辩论的中心。
从第一任期开始，特朗普就试图采取措施应对这一结构性危机。其本人及所代表的政治经济精英群体明确提出，美国若想重建实力、重回世界之巅，首要任务就是让制造业回流。然而，他们并没有现成的"灵丹妙药"，在意识到问题的同时，也面临方案贫乏的困境。最终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征关税--似乎除了关税，也缺乏其他足以撬动结构性转型的工具。这是因为美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深层耦合问题，并非依靠关税或口号就能解决。但至少，他们重新确立了"重建制造业基础"这一国家目标，并使之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事实上，经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再教育"之后，拜登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结构性问题。从上届拜登政府开始，美国启动了其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全球范围内也极具影响力的政策转向：大规模使用产业政策。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举措，联邦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提供高额补贴，旨在吸引跨国企业回流、带动本土资本扩张。
到了现任特朗普政府，这一路线不仅得以延续，而且被进一步推至强硬化乃至激进化的方向，特别是针对美国盟友。与拜登政府侧重财政激励不同，特朗普政府更带有直接施压的色彩：通过政治与经济胁迫，迫使盟友，尤其是财力雄厚的日本、韩国等国，向美国境内注入资金，动辄提出三千亿、四千亿甚至五千亿美元级别的投资要求，并强调这些资金必须用于美国本土、不得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