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领袖都希望与正在迅速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现象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在拉丁美洲，足球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1919年，巴西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时任总统佩索阿千方百计地在各种场合祝贺巴西队首次夺得南美冠军。“我代表国家向巴西年轻运动员的胜利致敬。”1927年，巴西总统华盛顿·路易斯观看了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之间的宿敌之战。赛前，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受到了五万多人的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了三分钟。总统后来说，他一生中从未受到这么多人的欢呼与赞赏。政治家纷纷努力将自己与这一大众文化中日益强大的表现形式联系起来。
拉丁美洲政界对足球施以援手的例子很多。20世纪40年代末，巴西总统杜特拉（1946-1951在任）向弗拉门戈赠送了靠近里约市中心的一处地产。巴尔加斯本人在担任总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也向弗拉门戈提供了低息政府贷款，以助其俱乐部建造一座24层的办公大楼。1969年至1975年间，巴西修建了13座大型体育场。到1978年，世界十大体育场中有七座在巴西。1964年军事政变后，足球是新的独裁政权与民众利益相联系的方式之一。美第奇总统(1969-1974在任)声称自己是弗拉门戈的球迷，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比赛中。他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爱好者。盖泽尔总统虽然不是球迷，但他的宣传团队把他贴上了球迷的标签。
批评人士称，巴西足球的发展受到政治因素的扭曲。随着在选举中赢得胜利变得越来越困难，政党普遍通过操纵足球影响球迷，进而达到影响选民的目的。巴西足球界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想在巴西从政，做一名足球运动员是有帮助的，如果你是一名政治家，对足球感兴趣是一个真正的优势。
再说拉美双雄中的另一位，阿根廷。
1924年7月6日，博卡青年队开赛时，国家领导人也在场，随行的还有他的战争部长、俱乐部的铁杆球迷奥古斯丁·胡斯托。胡斯托将军本人将在1932年至1938年间担任共和国总统。博卡俱乐部主席爱德华·桑切斯·特雷罗娶了胡斯托的女儿。博卡在国家资助下兴建体育场馆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庇隆总统的领导下，足球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系统化。
庇隆是1943年政变中的重要人物。他之后既担任战争部长，同时又是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部长。他非但没有向劳工宣战，反而走平民路线，推动阿根廷工会扩大，在两年内，工会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从10%上升到66%。1945年，他与女演员玛丽亚·伊娃·杜阿尔特（即著名的庇隆夫人）结婚，1946年竞选总统并获胜。在工会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庇隆创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体系。他提出了重新分配收入的措施，有利于工人，并把铁路等国有化，推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以减少阿根廷对进口及原材料出口的依赖。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运动在当时已经较为普及，利用国家资源进一步鼓励体育运动是符合统治逻辑的。像所有政府一样，他认为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帮助他赢得选票，并把一些人的注意力从他的政权不太令人满意的方面移开。
1947年，政府将阿根廷奥委会和阿根廷体育联合会融合在一起，成立了新的体育监督委员会。“庇隆大力支持国家体育事业”和“庇隆——国家头号运动员”等口号随处可见。庇隆夫人还通过她领导的社会援助基金会促进体育运动。第一届艾薇塔锦标赛于1950年举行。这是一场13岁至15岁儿童参加的足球赛。共有15万名少年参加了第一届比赛，第二届则有20万名少年参加。许多阿根廷的小足球爱好者正是在此时穿上了他们的第一双战靴和球袜。
考虑到阿根廷庇隆政府对足球的关注，令人惊讶的是，阿根廷没有派队参加1949年在巴西举行的南美锦标赛，也没有派队参加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和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失败的担忧导致政府决定不参与。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1948-1949年的罢工中，许多阿根廷主力球员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
1966年，国际足联暂定阿根廷为1978年世界杯举办地。对阿根廷而言，这一时机再好不过了，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复仇机会。1966年，第八届世界杯在英国举行，这是让拉美各队出离愤怒的一届比赛。阿根廷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东道主。两名阿根廷球员随后因攻击裁判费雷罗和向国际足联官员吐口水而被停赛。赫斯特在第六十六分钟的进球帮助英格兰取得了胜利。阿根廷中场安东尼奥·拉丁因强烈抗议被勒令离开温布利球场，拒绝离开后他被几个警察带离。南美抗议者声称，东道主英国在西德裁判的帮助下操纵了整个赛事。巴西大部分比赛由英国裁判执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比赛由德国人担任裁判；那是一场场面十分火爆的比赛，英格兰队主教练阿尔夫·拉姆齐后来形容阿根廷人是“野兽”。与此同时，西德对乌拉圭的比赛上英国裁判罚下了两名乌拉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