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者常聚焦北伐消耗，却忽视诸葛亮治国理政的卓越成就。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这番评价出自曾为蜀汉旧臣、后入西晋为官的史家之笔，其客观性值得重视。诸葛亮治蜀的三大根基，成为支撑北伐的关键：
经济上，他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推广都江堰灌溉经验；扶持蜀锦产业，使"蜀锦"成为国家外汇支柱。
政治上，他依法治蜀，不论亲疏。李严、廖立等重臣违法同样遭贬，实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的清明吏治。
军事上，他发明木牛流马改善后勤，革新八阵图提升战力。蜀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即使撤退也井然有序，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若无这套高效治理体系，贫弱的蜀汉根本无力支撑六出祁山。诸葛亮并非不计成本穷兵黩武，而是"闭关息民，务农殖谷"，在国力允许范围内谨慎用兵。
辛德勇教授对诸葛亮的批判，陷入非黑即白的评价陷阱。历史人物的功过，需要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衡量。诸葛亮北伐具有必然失败的客观因素：蜀弱魏强的总体态势难以逆转，加上"未有天变"（指重大战略机遇），后主刘禅智力弱于魏明帝，又无荆州方向的配合。
但诸葛亮以弱抗强展现的智慧仍值得尊敬。他不仅让曹魏"吓出一身冷汗"，更在秦岭山中进退自如。对手司马懿评价其为"天下奇才"，甚至在其死后见其营垒布置，仍赞叹"天下奇才也"。
关于北伐消耗民力的指责也需辩证看待。诸葛亮去世时，"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民众自发悼念的场景，岂是"误国误民"的酷吏所能享有的待遇？
历史评价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智慧。北伐的负担，与坐以待毙、最终国破家亡、百姓任人宰割的灾难相比，孰轻孰重？
诸葛亮未能克复中原，但他为先天不足的蜀汉政权延续了四十余年国祚。这份功绩，使其与汉之萧何、明之刘伯温并列为开国奠基的重臣。
辛德勇教授此次引发的争议，与其学术风格一脉相承。2021年，他就因《文史哲》期刊刊发批评其《制造汉武帝》的文章而公开论战。
当时《文史哲》刊登林鹄副研究员的文章，将辛德勇观点概括为"司马光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刻意塑造虚假的武帝形象"。辛教授激烈反驳称这是"歪曲事实，强行捏造观点"。
争议升级后，《文史哲》编辑将双方私下沟通记录公开上网，辛德勇斥责此举"骇人听闻"，违反学术伦理。这场风波暴露了当下学术批评的困境：批评者应否给予被批评者回应的机会？
有学者建议：期刊在发表批评文章前，应发给原作者并邀请回应，最终同期刊发。这种"对等发声"原则，既可避免"稻草人谬误"（曲解对方观点再加以批判），也能促进理性争鸣。
学术讨论需要自由空间，但表达观点需考虑场合和方式。在武侯祠这样的文化圣地，学者更应尊重公众情感，避免将学术争议演变为文化对抗。
自媒体历史写作有其独特规则。为吸引眼球，常见手法是"无穷夸大，无穷贬低"，如韩国历史写作般"夸大自己民族，取悦读者"。这类文章标题多具新闻效果，如"四川发现一座古军营，专家感叹：难怪司马懿打不赢诸葛亮"。
但负责任的创作应平衡专业与通俗。好的历史类文章应做到：选取大众熟悉的历史人物；挖掘鲜为人知的故事；背景铺垫充分；制造合理悬念；权威资料佐证。
对诸葛亮这类复杂历史人物，单一维度的评判必然失真。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不完美的军事统帅；既创造了"天下称贤"的吏治典范，也有"挥泪斩马谡"的用人失误。
诸葛亮最大的遗产，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这份精神超越成败，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评价诸葛亮北伐，不能只看疆场得失，更要看精神价值的传承。
五丈原秋风吹过，诸葛亮的将星陨落已近一千八百年。今天的学者们仍在争论他的北伐得失，一如成都茶馆里百姓为"诸葛治蜀该不该征南蛮"争得面红耳赤。
但武侯祠香火从未断绝。那些排队抚摸文臣武将塑像的游客，那些在《出师表》石刻前低声诵读的学子，他们心中自有一杆秤--不是称量疆土得失，而是衡量一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诚之心。
历史评价从不是简单的对错判断题。当一位当代学者在供奉诸葛亮神位近两千年的圣地用"声讨"这样的字眼时，无异于在岳飞庙前赞颂秦桧的"功绩"--学术观点瞬间被裹挟进"亵渎先贤"的舆论漩涡。
历史评价也从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诸葛亮不是神，但他以生命践行的忠贞与担当，早已超越一场战役的胜败、一朝一代的兴衰，成为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