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1：有一些人把当前情况与历史进行对比，比如过去也出现过油价冲击。那么，美联储在应对增长风险方面的反应，是否可以类比历史经验？在多大程度上你同意这种比较？又在哪些方面现在的情况是不同的？
鲍威尔：在看到实际情况之前，很难下结论。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类比可能是合适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确实看到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由关税因素带来的通胀回落进展，那么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总体来说，很难一概而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所受到影响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同时，也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通胀预期方面看到的变化。
Q12：再追问一个关于刚才提到的劳工统计局（BLS）报告的问题。从你们今天的预测以及你刚才关于失业率的评论来看，似乎你对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基于供给端的变化，并没有因为2月份就业数据转负而发生明显改变。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另外，在会议中是否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2月份的就业报告值得担忧？
鲍威尔：我认为需要把1月和2月的数据放在一起看。从某种意义上说，1月的数据是一个正面的意外，而2月的数据是一个负面的意外。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看，大致是一个中间水平的结果。
同时你也需要考虑一些因素，比如罢工、天气等。这些因素大约解释了2月就业数据中8万人的负面影响。撇开这些因素，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有不少指标都显示出劳动力市场具备一定的稳定性。
不过，委员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确实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就业增长水平非常低。
如果你看过去六个月的就业增长趋势，并根据我们工作人员认为的"统计高估"（overcounting）进行调整，那么实际上私人部门的净就业增长几乎为零。
而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恰恰是当前经济所需要的状态，因为劳动力供给几乎没有增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因此，你会看到一种"就业零增长的均衡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平衡。但坦率讲，这种平衡带有一定的下行风险，并不是一种让人特别安心的状态。我们确实在关注这一点，也理解这个逻辑。大家都明白这个算术关系。你可以说"盈亏平衡点"（break-even）大约就是零。
但即便如此，这仍然是我们密切关注、也有所担忧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政策选择的结果，主要是移民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这是其中最大的因素。不过，不管怎样，这是我们会持续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
Q13：过去几年，美国经济经历了一系列供给冲击，包括疫情、关税，以及两次油价冲击。你认为这是"运气不好"，还是世界发生了某种变化，使得供给冲击变得更加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是否需要把供给冲击当作一个更常见的问题来应对？
鲍威尔：我们曾经历过一段很长的时期，那时主要面对的都是需求冲击。而在过去四到五年里，我们确实积累了很多关于供给冲击的应对经验。
供给冲击要复杂得多。它会立刻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双重使命"的两个目标之间产生张力。至于世界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疫情是一次性的事件，对吧？
这次能源供给冲击也是一次性的。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某种更广泛的趋势。乌克兰引发的油价冲击，本质上也是军事行动的结果。
我不确定世界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未来会出现更多供给冲击。确实有不少人写过论文、做过演讲，试图证明这种观点。
但有一点是事实：在过去五年里，我们经历的供给冲击，确实比此前很多年都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