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乐于相信匈奴打败欧洲人
然而，甚至有不少中国人都曾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华文明源自西方，中国人本是白种人的东方远亲。两千多年来，无论是魏晋的鲜卑、羯胡、宋代的契丹、女真，还是后来的蒙古和满洲，其兵戈不可谓不利，但国人始终抱有"以夏变夷"的包容与自信。
而在20世纪初，这种自信灰飞烟灭，连对传统文化最为自信的一派老夫子，也不得不将经史子集改头换面以求与西方的近代学科体系相适应。诚如鲁迅先生亲身感受的，"中国是弱国，中国人自然是低能儿"，而中国人低能的原因被归结于人种的劣势乃至"民族性"的劣势，西方学界视东方文明为无机的、收敛的，而西方文明为有机的、进化的。东方文明的劣势出自"胎性"，故而"不能充量发展"。
1887年，48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洪钧接到了出使沙俄的任命。洪钧中过状元，出使之前刚刚纳了一妾，即日后有名的赛金花。洪钧本来是看不惯西方列强的文化与政策的，但到了这片陌生的异域，他的目光被一系列书籍牢牢吸引了。洪钧接触到了波斯人拉施特著的《史集》、伊朗人志费尼写的《世界征服者史》和亚美尼亚人多桑编纂的《蒙古史》等历史书籍的俄文译本，立刻请译员翻译成中文。
在道光、咸丰等朝以来，士大夫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沙俄对中国西北的野心，学界兴起了研究西北史地的热潮，其中一个热点就是元史学的兴起。综观二十四史，明初编修的《元史》水平相当低劣，编修仅历时半年，许多重要记载语焉不详，钱大昕就毫不留情地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