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似乎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尤其是共和党人正把以前例行的行政举措变成了追求党派支持的机会。（共和党竭力避免确认总统选举结果是另一个相似的例子。）这些事态发展不仅威胁着民主，也在威胁着那些旨在保护民主的程序护栏。几乎所有人，包括数百万不在意债务上限问题，将其视为“不过是政治问题”的人，都认为美国最终会避免灾难发生。这种假设实际上增加了风险。危机只有在发生前才能得到控制，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提防那些推诿责任的政治活动人士，他们认为避免最坏结果发生是别人的工作。
事实上，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远远好于那些可以无成本借钱的虚构房主。美国不是一个寿命有限的活人，它不需要为退休后的生活储蓄资金；它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宪法誓言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和促进普通民众的福利。只要这个国家的民众能在政治上团结一致，按时付款，大型机构投资者就会非常乐意借钱给它。
设定债务上限是传统做法，从美国首次尝试向民众发售债券时就开始了，即1917-1918年的自由公债运动。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成本远远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冲突，而进步派的新税收提案在国会又难以获得通过，于是美国转而兜售债券（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成功地销售了本国债券）。对出售债券的总值设定一个上限是为了创造出稀缺性，从而激发人们的购买热情。在杂志上做债券广告，通过妇女俱乐部和童子军销售债券，在电影院和百货公司贩卖债券，要把战争出售给普通美国人，自由公债是最重要的一环。（回想一下，当时的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斯因发表反对公债的言论而入狱。）自由公债帮政府付清了战争账单，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债券衡量出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并使民众广泛支持这场战争。更大的政府债务规模反映出国家正变得日益繁荣（谁能想到如此多的债券竟可以这么快地销售一空），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人民拥有更大的爱国热情。
美国政府在1917-1918年采用各种手段推销自由公债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会一再提高国家的债务上限。从2019年至今，议员们连续两年暂停审议该问题；前些天，共和党人同意临时延长债务上限。在一个半月后，更令公众哗然的经济损失会很严重；一旦发生债务违约，社会保障福利、联邦雇员工资、医保公司账单以及更多其它款项的发放会被立即掐断。因为，正如法律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德桑（Chris Desan）喜欢说的那样，货币是保证政体形成的关键机制之一，一再就债务上限问题摆弄政治姿态也反映出这是一场真正的宪法危机——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与镇压选民或将政府三权几乎完全以党派划线进行重组一样严重。宪法第一条第8款赋予国会“以美国名义借钱”的权力，但国会里的共和党人却一直拒绝政府使用这项超级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