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出乎我们大多数人意料的是，明末的流寇组成绝非仅仅是很多人想象中那些吃不饱饭的农民，实际上他们的核心力量是由朱元璋设立的军户制度演变而来的边军。这些边军因为明朝廷财政崩解所导致的军饷拖欠无力生活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延绥以北为逃兵，为边盗，以南为土寇"，当这些人加入到因为饥饿而造反的农民中，很快就会以自身出色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意志夺得其中的领导位置，再按照自己对官军的了解进行内部整编和训练，从而使流寇很快获得不亚于正规军的作战水平，其代表人物就是张献忠。面对这样的流寇，官军在其发展初期尚能凭借兵力优势取得一定的胜利，然而当其真正发展成规模后，两者的作战能力不会出现根本性的代差，反而是某一地的流寇数量因为不断吸收饥民如滚雪球般愈加膨胀，面对官军的打击拥有了更加充足的保障。
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明史：杨嗣昌传》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为什么杨嗣昌会采取多地区协同作战的策略，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如果依然采取某地官员只处理本地流寇的战略方针，那么本地的官军第一是很难从数量上彻底清剿，第二即使能够清剿完毕，一旦某地的流寇指挥集团侥幸躲过了清剿，进入另一地区后，依然能够重新掀起庞大的叛乱，治标而不治本。而当多地区协同作战时，情报共享，兵力相互支援，对于流寇问题等于有一个全方位遏制，多管齐下，效果明显要优于某地的独立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