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这才是杨嗣昌真正无法挽救危局的根本原因,明末,尤其是在崇祯年间,通过不断对流寇以及满清作战中所造就的武将力量,已经逐渐形成了威福自操的藩镇势力,他们通过军功来维持自己的地位,然而又通过不去彻底解决隐患来维系住自己的权力,左良玉只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典型案例,跟他有相同状态的有贺人龙、姜瓖、唐通、白广恩等等,更不必说自李成梁时代就盘踞在辽西地区的本地土著军事家族祖家了。面对这些手中拥有真正兵权和实力的藩镇化武将,杨嗣昌作为文官,只能用手中有限的资源加以笼络,想办法采取怀柔政策使他们为自己效力,而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做到完全控制他们,"四正六隅"计划的最终流产,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反观曾国藩,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作为湘军的大脑和核心,他牢牢地将湘军这只武装力量维系在自己手中,亲自为其制定军规,确立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甚至于在早期亲自上阵指挥,参与训练,将湘军打造成维系自己地位和完成自己功业目标的私军。可以说曾国藩对于"地方武装"四个字拥有明确的认知,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追求和抱负,去依赖已经堕落且无法控制的绿营,不如完全由自己号令禁止,或者更加准确的说,将自己变成军阀才能解决军事问题,正是基于这项原则,曾国藩才能建立起一支完全以自身的意志为意志的强大军事武装,最终彻底击败太平军,可以这么说,太平天国并没有输给满清,只是输给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人团练联盟。
总结
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的陷入一种"唯结果论"的困局,即一切政治决策都以它所直接造成的结果来倒推正确性。一旦没有达成一个完美的结果,这个决策本身就是错误的,而制定决策的人则是愚蠢的。这种思维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决策和执行往往是分开来看的,而决策本身在制定过程中考虑的是一切执行完美化所能实现的结果,而当我们把执行这点剥离出来单纯去分析决策时,才会更加客观公正。
具体到杨嗣昌与曾国藩的命运上,实际也是如此,明清两朝的政治制度是一以贯之延续下来的,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超稳定体系下,当他们面对内部动乱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也可以说如出一辙。这并不因时代的不同而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唯一的问题在于曾国藩相对于杨嗣昌更早的意识到解决军事问题的只能通过强化自身而非依赖他人,从而充分活用自主权,才让两人拥有了迥然不同的结局,而当我们回过头去再看这段历史时,也许会获得更加深刻的体会。
参考资料:《明史》、《曾文正全集》、《明季北略》、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罗尔纲《太平天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