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流传2500多年的祖训，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是孔氏家族的祖训和家教，据孔子后人透露，按照孔子家训改编的对联“礼乐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是曲阜孔氏家族最常用的春联内容，在孔家后人看来，“学诗学礼”的祖训核心，是重视教育、礼门义路的家风，孔子的76代孙孔令绍则将之简单表述为“有文化，守规矩”。
“有文化，守规矩”，这看似简单的六个字，当一个家族2000多年延续不断执行到底的时候，它开始迸发出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
秦朝末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子的九代孙孔鲋鉴于文化传续重任，冒险作出了“鲁壁藏书”的举动，将家藏的《论语》、《尚书》、《孝经》等书，藏于旧宅的墙壁中，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孔鲋又跟随陈胜农民军抗击暴秦，最终被秦将章邯的军队所杀，卒年57岁。
孔鲋虽死，但他留下的存续道统、抗击暴政的精神，却始终鼓励着孔氏后人，孔家在西汉开始受封后，家族更加恪守礼义门风，到了东汉末年，孔子的第20代孙孔融更是留下了四岁让梨的佳话。
孔融长大后，恰逢东汉末年宦官专权乱政陷害士人，在“党锢之祸”的政治危局下，当时士人张俭遭到通缉，于是便逃到孔家，希望投奔自己的朋友、孔融的哥哥孔褒，张俭到孔家了，恰巧孔褒不在家，张俭正犹豫去留之际，当时年仅16岁的孔融看出了危难所在，于是“自作主张”决定收留保护张俭。后来事情败露，张俭逃走，孔融和孔褒兄弟都被逮捕下狱，宦官审讯两兄弟时，孔融主动承担罪责说，“是我自己决定收留张俭，与我哥哥无关。”而孔褒则为弟弟辩护说：“张俭是我的朋友，他是来投奔我的，与弟弟无关，要杀就杀我。”孔融孔褒母亲听说后又主动投案说：“我是他们的母亲，是我教育无方，所有罪责由我一人承担。”
为了拯救这个国家的士人，孔融一家三口争先求死，让当时人无限感慨唏嘘，最终，宦官下令杀死了孔褒，而释放了孔融和孔母，而孔家为了道义“一门争死”的故事，也始终流传后世，透露出孔家正直刚硬的政治品格。
到了元代，孔子的52代孙孔治为官，就始终“孝友仁厚，公谨廉明”，孔治在儿子孔思诚出任曲阜县尹之初，就告诫儿子说：“毋妄怒，轻笞人。邑中长者视之如父兄，幼者抚之如子弟……”
明代初期，孔子的57代孙孔讷“为人严谨，天性仁孝”，乐善好施，对无力婚葬的乡邻，时常解囊相助。
但孔家也有例外的时候，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当时的世袭衍圣公孔尚贤在进京朝见时，随身带着土特产贩卖，又贪图驿站便利，以致遭到弹劾，遭到“考成法”处治。另外，孔尚贤娶了权相严嵩的孙女为妻，因此后来严嵩倒台时，孔尚贤也受到了一定拖累，有鉴于政治凶险和个人教训，孔尚贤于是特地立下了《孔氏祖训箴规》，并提出“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孔门素为佩服。为子孙者，勿嗜利忘义，出入衙门，有亏先德”的家训。
在历代先祖不断总结并身体力行的祖训家风教育下，孔家，这个沿袭千年的道统象征，其后人也始终仁义布施，到了明末乱世的崇祯十三年（1640年），山东发生灾荒，瘟疫肆虐，当时，孔子的65代孙孔胤植特地上奏朝廷，请求免除当地粮税，并出钱物救济灾民，先后救活“数千人”。
而在乱世之中，这个道统家族，也始终心怀天下。
明末清初时，有鉴于国家衰亡，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在千古名著《桃花扇》中，也委婉写出了一个时代士人的哀愁，他在戏剧中借用剧中人物之口说：“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尽管不得不在清朝的高压统治下生活，但他仍然借着一杆笔力，控诉着乱世的无操守者，表达出对故国明朝的无限哀思，《桃花扇》历经三易其稿，成书后的第二年，孔尚任就遭到罢官并差点因此被杀，只因他是孔子后人，最终才被赦免一死。
到了清代，孔子的67代孙孔毓珣担任四川龙安知府期间，“因俗为治，弊去其太甚，边民安之。”在湖广地区任职期间，孔毓珣又带领民众筑堤捍江，因为他治河有功，民众特地将堤坝称为“孔公堤”。
后来，雍正皇帝在召见孔子70代孙孔广棨时感慨说：“至圣先师后裔当存圣贤之心，行圣贤之事，一切秉礼守义，以骄奢为戒。”
作为中华帝国道统的象征，孔家人尽管享受了皇权的特封，但家族却始终“秉礼守义”，不能不说，这也是2000多年来，孔氏家族得以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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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家族历经富贵，但特殊的袭封背景，也让孔家世代谨慎。
对此，孔府前一幅金字对联也道出了关键所在：
“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
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在这幅对联中，“富”字上面缺了一点，“章”字的一竖一直通到上面
孔家人对此的解释是：“富贵无边，文章通天。”在他们看来，只有秉持“礼乐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祖训，家族才能在克制谨慎中，绵延2000多年而兴盛不衰，因为孔子家族世袭绵延的特权虽然“与国咸休”，但如果家族自身没有高尚节制的门风加持，则必将势危倾覆。
▲孔府里的这幅对联，藏着两个有意为之的“错别字”。
时间演进到1924年后，当年，冯玉祥发动军变，将清朝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作为帝国最后象征的溥仪狼狈出走，这也给了衍圣公孔德成以极大的心理震撼，到了1928年，在族人的商议下，当时年仅9岁（虚岁）的孔德成上书中央政府，请求取消“衍圣公”的封爵，到了1935年，民国政府最终作出决议：废除一切封建爵位，并将“衍圣公”孔德成的爵位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头衔；另外对于早已没落多时的孔子南宗、浙江衢州孔子嫡系子孙，则任命为“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