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伽集团的崛起，必然带来政治地位上的诉求。
即便赞普大度的表示，寺院运行费用由财政负责、每座寺院划拨200户属民、每位僧人指派3户属民供养（“三户养僧制”），免除僧人的赋税兵差，但依旧满足不了僧伽的胃口。
拔·塞囊（益希旺波）成为吐蕃教主后，提出了一个更高端的要求。
《贤者喜宴》记载道：“继之，赐予益希旺波以大金字告身，故其地位则在大尚论之上。随后，复献佛法之会议室，而此会议室(之规格)高于小会议室，为此，则令佛法宗师益希旺波将大尚论之会议室建成小室。”
直白点说就是，拔·塞囊进入了吐蕃内阁，并成了内阁首辅。
不过这步棋走得太极端了，招致所有势力的抵触，之后成为僧相的娘·定埃增“散布了很多不实之辞，加以中伤”，拔·塞囊从桑耶寺堪布任上逃走。
能把一国教主赶走，娘·定埃增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是整个吐蕃贵族阶层。对于心里依旧怀念本教的大臣们，反佛教属于政治不正确，那反佛教大臣总行了吧！
曾鼎力支持赤松德赞的大相桂·赤桑雅拉，也对佛教迅速扩张心情复杂，“我们老年人活不了多久了，再没有闲暇来学习印度语，请讲些老年人能听懂的法。”
对他来说设计活埋玛祥仲巴杰（反佛领袖），是做臣子对王室的忠诚，但忠于王室不等于要笃信佛教。
为保证自身的利益，桂·赤桑雅拉出面与赤松德赞协商了一套详细的身价体系。
这套游戏规则其实就是“陪命钱”制度，用金额的方式标定每个贵族阶层的价格，若伤害了某个贵族，按照相应的价格赔偿。
大相推动“赔命钱”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看做贵族心有隐忧的表现。佛教势力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不断向政治核心的靠拢，让这些盘根错节上百年的豪门，都开始心有岌岌了。
赤松德赞晚年时，韦氏家族的状况多少有了些变化。
在佛教势力版图里，随着娘·定埃增的崛起，韦氏家族渐渐失去了领袖的地位，桑耶寺堪布的位置从韦氏手里转移到了娘氏家族。
在政治势力版图里，虽然韦氏依旧是顶级的家族，曾有多达9位家族成员参与赤松德赞主持的盟誓，但外戚已主导了朝政的主轴，政治斗争从“尚”与“论”的博弈，变成了顶级外戚之间的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