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诏书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极其利好的，明朝的乡间老百姓大多不识字，在发生涉及到自身的案件时只能委托衙门中人或状师打官司，很容易被这些人中的道德不良分子骗取钱财，还容易被冤枉，因为老百姓不懂得怎么去给自己说话，完全受制于恶吏，有时候审案的官员或勾结被告枉法，或试图谋取原告的财物，经常用他们的家人来威胁，或者刑讯逼供，这道诏书不能说完全禁止官员违法判案的行为，但总归是能减轻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给了老百姓抵制冤案的勇气。
第三：对文官集团投桃报李，抬高文官们的地位和权力，让全天下的读书人归心
朱高炽在朱棣在位时期，和父亲朱棣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多亏了文官集团抱成团，前赴后继的拼死保护，洪武、永乐两朝的天下第一才子，明朝第一位内阁首辅，《永乐大典》的修撰人解缙就是因为支持他被害死，其余的为保护朱高炽和朱高煦集团作斗争被迫害的更是数不胜数，朱高炽继位后当然要给文官集团们一个交代，他陆续做出了以下决定：
复设三公、三孤官，以公、侯、伯、尚书兼之。进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兼大学士如故，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俱掌内制，杨溥为翰林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