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晓阳】
10月底的亚洲行似乎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心情不错。
10月29日至30日访韩期间，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会晤，达成包含能源采购、大额对美投资在内的一揽子经贸协议；随后，他通过个人社媒账号宣布"已同意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并声称将分享相关技术，且首艇计划在韩华集团控股的美国费城船厂建造。
同一场合，韩方提出获取核潜艇用燃料以及在再处理与铀浓缩等方面寻求美方放行的诉求。
10月29日，韩美领导人会谈在韩国庆州举行。 韩联社/总统室通讯摄影记者团
韩国"核潜艇梦"的起点与挫折
韩国自本世纪初起将"核动力潜艇"纳入国家战略研究范畴。
2003年6月，时任总统的卢武铉政府启动代号"362工程"的核潜艇研制计划，拟于2007年前建造3500-4000吨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基本研究小组于同年5月成立。据相关报道指出，该项目设计采用法国"梭鱼"级潜艇为蓝本，并拟配备经21％至45％浓缩铀驱动的舰载反应堆。不过，"362工程"遭媒体披露后便迅速终止，且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调查。
2015年新版《美韩核能合作协定》中提出，经与美方协商后韩国可在开展至"低于20%"浓缩铀，且只能用于民用范畴。2021年韩国启动模块化小型反应堆（SMR）研究，涵盖核燃料组装、储运、退役拆除和应急反应等内容。
2022年5月，美韩领导人会晤后，宣布两国将在核技术领域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2024年7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帕帕罗透露，美国会在必要时允许韩国开展相关核反应堆研究工作，为其未来核动力潜艇技术积累奠定制度基础。由此，韩国形成了"核潜艇-SMR-高丰度核燃料"三角路径，其研制意图由防务需求向技术自主演化。
10月22日，韩国首艘3600吨级潜艇"蒋英实"号下水仪式在韩华海洋旗下巨济造船厂举行。图源：韩国海军
韩国方案与AUKUS的异同
韩国提出的方案，是在美国境内投资船厂、使用美方的造船配套体系，同时结合自身已具备的模块化小型核反应堆（SMR）技术，以期在核潜艇领域实现"技术融合与产业共建"的新模式，建造3000-4000吨级核动力潜艇。这与AUKUS机制下美英向澳大利亚转移武器级高浓铀核动力系统，并建造8000-10000吨核潜艇的做法有所不同。
韩国在制度之内寻找灰色地带，AUKUS则直接在制度之外开辟特例。前者的扩散风险是"门槛累积、制度漂移"，后者的风险是"核查真空、规则坍塌"。两条路径共同揭示出防扩散体系正被"政治可操作化"，而这种趋势，正在悄然改变国际核秩序的根基。
（一）法律层面：制度内渐进与制度外突破
法律上，韩国路径依托《美韩核能合作协定》，必须严格遵守美国《原子能法》、出口许可（Part 810）以及NNPI（海军核推进信息保密）相关条款。韩方希望通过民用核能体系的延伸，将高丰度但非武器级的核燃料纳入可监督范围，从而以"民用过渡至军用"的方式，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争取逐步松绑。
而AUKUS则采取三边政治协议模式，直接以NPT和IAEA保障监督协定第14段为依据，为澳大利亚特设"密封堆芯"的豁免机制，使武器级高浓铀在不受传统核查的前提下跨境流转。
前者强调制度内调整，后者则在根本上重塑了国际防扩散法律秩序。
（二）政治层面：产业投资换技术松绑
政治上，韩国模式体现出一种"产业投资换政治松绑"的策略。韩方通过在美国费城投资韩华船厂，绑定美国地方就业与造船业利益，以经济合作换取防务技术的渐进性突破。这是一种以投资和共建为支点的政治平衡。
美国方面则通过允许韩方在境内推进项目、提供部分造船配套与作战系统技术支持，维持同盟框架下的主导地位，同时避免像AUKUS那样引起国际社会的大规模质疑。
相比之下，AUKUS是典型的战略性技术转让，其核心目的是将澳大利亚纳入英美核潜艇体系，形成可互换的军工产能与作战体系。这种合作在政治层面属于"结构性联盟内扩张"，是防务体系的纵深延伸，而韩国路径则更具双边利益交换与灵活协商的特征。
（三）技术层面：SMR小堆与武器级堆芯
技术上，两者差距尤为显著。韩国拥有相对成熟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研究体系，其文武大王科学研究中心正推进300兆瓦级模块化核动力系统，采用丰度不超过20%的低浓铀或HALEU燃料，这种堆型具备体积小、可封装、可监管的特征。经过技术积累后，其小型化改进方案可适用于韩国未来的中型核动力潜艇。
韩方意图在美方提供的船体、推进轴系、减振基座与作战指控系统框架内，嵌入本国的SMR堆心，以实现"美制外围+韩制内核"的组合式设计。这一模式从工程角度看更接近"可控扩散"范畴，即既能形成核推进能力，又不直接触及武器级核材料的红线。
AUKUS采用的美英核动力系统完全不同，堆芯燃料丰度高达90%以上，属于典型武器级高浓铀；其技术体系涉及主机舱抗震布置、一次回路纯化、泵喷推进隐身优化、压力壳焊接等全套高密级核心工艺。相较之下，AUKUS项目的技术转移是一种"完整舰艇体系复制"，而韩国方案更接近"分布式技术互补"。
（四）执行层面：制度双轨与工业现实
在执行层面上，韩国方案的风险主要集中在边界模糊与监管复杂。由于船厂设在美国境内，项目需同时满足美方核安全区划、军用标准与民用核能监管的双重体系，还需协调核级无损检测、放射性作业许可与属地责任问题。
AUKUS则依托英国巴罗和澳大利亚奥斯本两大造船中心，产能扩建虽慢，但具备完整的核潜艇资质体系和封闭生产流程。换言之，韩国的挑战是如何在"商用造船厂内实现军核化生产"，而AUKUS的难点是如何在"传统核体系外扩张盟国造舰能力"。
相较而言，韩国以在美国投资建厂的名义为自己建造中小型核动力潜艇的做法，比AUKUS更为"低调"。在AUKUS框架下，英美方面宣称将以"密封堆芯"方式向澳方提供燃料组件，确保"全寿期不启封"，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依据保障监督协定第14段设计"特别安排"。然而，第14段原本只针对非禁止性军事用途的个案灵活条款，从未涉及数吨高丰度核燃料的跨境转移。
2025年10月，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李松大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9届大会发言中明确指出，AUKUS"跨越核扩散门槛，动摇国际防扩散体系根基"，并强调"不能让IAEA成为政治背书机关"。AUKUS实际上迫使IAEA承担其无法胜任的政治与技术责任--既要保障核查，又不能触及同盟机密。由此形成的"制度裂缝"，使防扩散体系的高墙被削成可供通行的门槛。
英美以制度创新之名行规则松动之实，使"合规合作"成为政治包装，IAEA沦为"橡皮图章"，防扩散机制的权威性遭到侵蚀。
资料图 央视
1500亿美元投资美国"夕阳产业"换技术松绑
近年来，韩国在核电领域具有深厚积累，全国运行核电机组26座，占全国发电量三分之一以上，并成功向阿联酋出口APR1400核电站，成为少数能输出完整核能工业体系的国家。加之，近年韩国在全球武器市场上的突飞猛进，难免会在核技术与武器贸易之间产生"跨界冲动"。
目前，韩国在常规潜艇领域已具备相当能力。其KSS-II与KSS-III型潜艇均为自主设计，其中最新的KSS-III"张保皋III"级排水量达4000吨，配备6-10个垂直发射单元，可发射"玄武4-4"潜射弹道导弹，是目前少数拥有潜射打击能力的无核国家潜艇。韩国还与印尼合作出口1400吨级常规潜艇，成为亚洲少数能输出潜艇整机技术的国家。
与此同时，韩国在弹道导弹技术方面早已突破传统限制。2021年，韩国启动中程弹道导弹研发，其射程可覆盖东北亚主要目标区。
这种技术积累，使其具备向核潜艇领域延伸的客观条件。韩国在2015年新版《美韩核能合作协定》中获得"特定研究活动"权利，虽未被授权再处理，但制度上保留技术探索空间，已接近"潜在核门槛国家"的标准。
AUKUS的示范效应，使韩国更有理由在同盟框架下寻求"对等待遇"。首尔当局认为，"澳大利亚无核电工业尚能获美英等级的大型核动力潜艇，韩国理应更具资格获得相对'低调'的中小型核动力潜艇"。毫无疑问，这一逻辑正是AUKUS引发的制度连锁反应之一。
此外，借助在美国生产核潜艇，韩国将更易获取其所需的水声数据、指挥控制与武器系统、探测传感器等，将大幅度提高韩国的水下战力。
2023年7月19日，在釜山市南区的海军作战司令部基地，时任韩国总统的尹锡悦登上美军俄亥俄级"肯塔基"号战略核潜艇；但如今他已……图源：美国海军
美国近年围绕核潜艇项目的政治运作，进一步暴露了这种制度虚化的风险。在对美投资方面，韩国并未选择美国相对具有优势的新兴产业，而是将1500亿美元投资到明显属于"夕阳产业"、且劳动力更密集的造船业，从而迎合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
但韩华海洋公司投资的费城海军造船厂，前身为挪威克瓦尔纳公司运营的民用船坞，2000年转型为商用造船企业，至今从未建造过任何核潜艇；二战时期，曾在此建造过衣阿华级战列舰和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如果硬要将其与核技术联系起来，当时费城船厂旗下海军实验室的物理学家阿贝尔森所开发的液体热扩散技术，被曼哈顿计划采纳并用于铀-235的分离生产。该厂仅具备商船与海洋工程生产条件，不具备舰用反应堆安装、核防护及高压壳体焊接能力。
所谓"在费城建造核潜艇"的说法，缺乏工程基础，是政治表演而非工业现实。美国政界正以"商业政治化"的方式运作防务议题，只要买家愿意签下一笔"不可能的生意"，美国政府就会开出"此前不敢想象的条件"，然后双方再讨价还价。哪怕武器级核材料也被异化为黑箱交易，而这一趋势正在削弱防扩散体系的严肃性。
当地时间8月26日，在韩美费城造船厂举行的"缅因州号"命名仪式上，韩国总统李在明与韩华集团副会长金东官等人合影留念。左起：韩华费城造船厂代表大卫·金、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希·夏皮罗、韩国总统李在明、韩华集团副会长金东官、产业部部长金正官、印第安纳州参议员托德·杨。韩华集团
例外政治常态化与核秩序重塑
"例外政治"的蔓延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美国整体军控政策结构性退化的延伸。近年来，美国先后退出或削弱多项关键军控与防扩散机制。2019年，正式退出《中程导弹条约》（INF Treaty），解除陆基中短程导弹部署限制，直接打破冷战后欧洲和亚太战略平衡；同年，宣布不再履行《武器贸易条约》（ATT）义务，使常规武器出口监管体系失去最大军火国的约束。
在核试验领域，美国长期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并谋求恢复核试验准备；同时，对《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进行"选择性解释"，将"低速无人机"从导弹技术限制清单中剔除，为大批战术无人机出口扫清制度障碍。
这一系列行动表明，美国正从"规则制定者"转向"例外制造者"，通过退出、改写或重新解释军控条约，为自身和盟友争取"政策豁免权"。
AUKUS与韩国核潜艇化的出现，正是这种趋势的集中体现。长远看，这种所谓的"灵活政策"将使国际社会重新进入技术扩散与政治不信任并行的时代。一旦防扩散机制失去权威，全球核治理将被重新分层。部分国家以"例外身份"获得技术自由，边缘国家被迫以"防御需求"寻求突破，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将遭到持续削弱。
潘多拉的盒子已经被打开，国际社会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制度信任日益稀薄、技术扩散难以遏制的新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