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今天并没有出现像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样全面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日本当年的特点，是企业和居民同时去杠杆，企业拼命还贷款，不愿投资，整个社会信用快速收缩。
中国有所不同。
中国目前更像是一种结构性的信用调整。居民部门主动去杠杆，提前还房贷，不愿新增房贷；企业贷款虽然有所放缓，但整体信贷规模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社会信用并没有全面塌陷。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信用流向发生了根本改变。
因此，中国经济今天面对的，不是信用不足，而是信用传导机制正在重构。过去，房地产承担了信用传导功能；未来，需要建立新的信用传导机制。未来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继续扩大信贷，而是让信用重新转化为居民收入。
过去，房地产通过几十个上下游行业，把银行的钱不断转化成居民收入；未来，这条渠道已经不存在了，就必须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加紧密地配合，建立新的收入传导机制。
财政不仅要发国债，更重要的是增加更多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把资金更多投入养老、医疗、教育、育儿、社会保障、长期护理保险等直接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的领域，而不是继续大量流向传统基建和部分已经供给过剩的行业。
真正决定消费的，不是M2有多高，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多少。
信用不是目的，收入才是目的。
如果信用不能最终转化成居民收入，再高的M2，也很难形成真正的消费和经济内循环。
中国信用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移。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信贷总量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信用最终流向了哪里，又能否重新形成新的信用循环。
过去，房地产承担的是信用传导功能；未来，财政应该承担收入传导功能，通过国家加杠杆，发债，让更多的钱转变成老百姓的收入。
建立新的信用扩张体系，这才是中国经济能否开启新周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