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种姓制度的最佳理解方式，不仅是将其看作一套经济剥削体系、仪式等级秩序，甚至社会心理层面的病态表现，更应认识到它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支配形式。
历史上，"被上层化的种姓"长期处于印度文化生产的核心位置。他们将符号权威与经济权力结合起来，从而对印度社会用以理解自身的各种分类方式拥有远超其他群体的控制力。因此，所谓种姓支配，就是"被下层化的种姓"持续受制于这种婆罗门霸权--一种任意专断的权力体制，它抬高一部分人，同时使另一部分人处于不利地位。
来看一个体现这种权力机制发挥作用的实例。上层化的种姓能够自称为"普通类别"（General Category），仿佛自己已超脱于种姓框架之外，成为中立、普适的默认标准；而下层化种姓则依托这一基准被定义，被划归为"特殊群体"。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支配。
正如萨蒂什·德什潘德（Satish Deshpande）所指出的，任何对上层化种姓与种姓体制之关联的提及，若非措辞恭敬，都会令他们深感不悦。他举例说，苏达·穆尔蒂（Sudha Murthy，印度教育家，联邦院议员）曾公开表示，自己"并不属于任何落后社群"，因此没有必要参加种姓普查。然而，如果一位达利特也宣称自己"不属于受排斥群体"，并以此为由要求获准进入寺庙，这在现实中是否可行？
这种不对称恰恰揭示了问题所在：上层化种姓可以把自己塑造成"超然于种姓之上"的存在，而下层化种姓却始终被种姓标签所定义。即便后者竭力争取，要求将官方所称的"普通类别"改名为"特权种姓"（Privileged Caste），也势必面临极其强大的阻力。
正因如此，阿南德·泰尔图姆德（Anand Teltumbde）关于印度种姓制度改革为何失败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虽然触及了既有的种姓分类体系，却并没有使这些分类本身的形成过程实现民主化。界定、塑造社会分类的过程缺乏多元参与。那些被划为"低种姓"的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能力影响社会究竟是如何定义他们的，也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身份与经验应当如何被呈现。换言之，种姓制度的问题，不仅在于一个人拥有或是缺失何种资源，更在于究竟由谁定义这些身份和类别，又由谁赋予它们特定的社会意义。
二、种姓之于民主的影响
与此相对，我呼吁的符号民主（symbolic democracy），要求社会中一切关于意义建构与社会分类的体系--无论体现于国家实践，还是嵌入大众文化--都必须允许人们提出质疑、加以修正，并共同参与其建构。仅仅取得正式的法律权利或政治代表资格，并不足以实现符号民主；它所关注的核心，是意义生产权本身如何分配。
在一个实现了符号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应当使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群体都拥有同等能力去定义自身身份，并共同参与塑造社会赖以组织自身的分类体系。因此，从符号民主的视角来看，被上层化种姓的霸权除了表现为经济支配，更重要的是他们长期垄断了描述世界、解释世界的权力。他们依据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和思想标准，规定社会事件应当具有何种意义、应当如何得到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