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为何消灭不了种姓制度?真正的缘由或许在这……(6)

2026-07-31 10:09  南亚研究通讯

四、什么能够取代种姓制度?

多年前,我在恰蒂斯加尔邦曾与一位聪慧的青年教师交谈。当时,我们正在一个读书小组共同研读安贝德卡尔写于1936年的《消灭种姓》(Annihilation of Caste)。她向我发问:"姐姐,倘若失去种姓作为纽带,我们该如何共处?难道活得如同野兽一般?"

乍听之下,这番话仿佛出自一名思想守旧之人,她无法设想脱离种姓秩序的生活。但经年反思,我慢慢意识到,她提出的是一个极具生发意义的问题。她真正想问的是:如果种姓制度组织着一切--工作、婚姻、机会,乃至日常生活的整体肌理--那么,根除种姓就不只是废除一项制度,而是要重建那个由种姓塑造而成的世界。

她提出的这个问题--"什么能够取代种姓制度?"--值得一个具体的回答。这一问题迫使我们正视一个核心事实:根除种姓制度,不仅需要拆解旧有体系,更需要建构全新的秩序,即一套全新的社会意义组织方式。如果消灭种姓制度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结构性革命和心理转变",而且还要求符号秩序本身实现民主化,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追问:意义建构权力的民主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真正全新的社会图景会是什么模样?建构这样的社会又需要付出何种努力?

我认为,其中必须包括文化创造权:人们不仅有权在既定符号秩序中发声,更有权参与重塑这套秩序。传统民主理论向来主张,公民应最大限度地参与公共生活,但这一原则历来主要局限于政治层面,体现为投票权、参选权与请愿权。而符号民主则将这一原则延伸至意义领域本身,真正的参与必须包含塑造社会用以理解自身的范畴、叙事与表征的权力。

在种姓社会中,这种意义建构权力遭到系统性垄断。学校决定何种群体的历史具备教学价值;出版机构、媒体与影视行业决定何种群体的故事值得被传颂、何种审美范式能够被定义为"印度文化";政策智库与高校则界定何种知识可以被视作专业权威知识。

正是依托这些机构,既定的符号秩序得以日复一日地再生产,其内含的等级秩序也被不断自然化、合理化。而所有这些核心机构,均由上层化种姓掌控。纵观历史,上层化种姓内部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不仅默许、参与抹杀反种姓激进思想家及其学术与社会贡献,还时常公开敌视他们的理想诉求与思想主张。

在这些反种姓的实践场域里,既定的先赋身份(ascribed identities)遭到解构与质疑。那些由主导社会秩序传承下来的各种分类范畴,以及附着其上的固有意义体系,都被人们质疑、摒弃、颠覆乃至重塑。

要实现这种权力的再分配,就需要具体的制度措施。理想情况下,这应当包括:为非商业文化生产提供公共资金支持;扶持高校与主流媒体体系之外的民间知识生产;为长期被排斥在符号生产体系之外、经济与文化双重边缘化的艺术家、作家、记者、独立学者及社区活动者专项赋能、提供资源支持。即便这套构想看似遥不可及、形同空想,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个核心事实:底层群体对既定符号秩序的抗争与解构,早已持续发生。

理论家所说的"底层对抗性公共领域"--例如印度圆桌论坛(Roundtable India,反种姓网络评论与媒体平台)、萨瓦里(Savari,达利特女性主义网络媒体平台)和安贝德卡尔纪事(Ambedkarian Chronicle,以安贝德卡尔主义、达利特权益和反种姓思想为主题的数字媒体平台)等网络平台;由导演帕·兰吉斯(Pa. Ranjith)创立的尼蓝文化中心(Neelam Cultural Centre,以达利特文化、反种姓运动和社会正义为核心的文化组织)及其下属的尼拉姆制片公司(Neelam Productions)等文化机构;各大高校由学生运营的安贝德卡尔主义组织;各类反种姓文学运动;以及受压迫群体相互对话的社交媒体空间--都是符号拒斥(symbolic disobedience)的实践场域。在这些空间中,先赋身份遭到质疑;支配性社会秩序沿袭下来的各类社会范畴,以及附着其上的意义体系,不断被质疑、拒绝、颠覆乃至重写。

当安贝德卡尔主义作家与影像创作者坚持以自身话语叙述自身经验;当边缘社群抵制国家借"落后群体"这套话语强加给他们的隐蔽污名和刻板印象;当反种姓运动提出,所谓"价值"本质上是历经数代支配积累而来、无需后天争取的特权,这套特权被刻意包装,以此遮蔽其根源,他们所践行的正是这种符号拒斥。他们打破符号秩序里那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重塑各类社会范畴与社会进程的内涵。

这种对既有象征秩序的解构与冲击,便是符号民主化。这类实践早已存在,尽管持续遭受各方压力,却理应获得正视与支持。

反种姓运动需要开展富有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实践,探寻组织社会生活、生产社会意义的替代性路径。这项事业本就面临重重险阻,而我们所处的世界依旧深陷种姓逻辑、相关壁垒还在不断固化,这让实践变得难上加难。

依靠抗争与集体重构想象、而非自上而下强制推行,以民主方式完成这项事业,是一项极高难度的任务。正因如此,将反种姓运动简单判定为失败,实质上低估了这场探索面临的巨大阻力,也忽视了它无可替代的价值。如此看来,那位恰蒂斯加尔邦的青年教师提出的,或许正是真正关键的问题;倘若我们不愿正视这一问题,便只会不断在错误的议题里打转。

作者简介:阿迪蒂·坦顿(Aditi Tandon),印度学者,德国哥廷根大学与捷克帕拉茨基大学欧洲文化硕士,其研究方向为种姓、民主以及安贝德卡尔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