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值得关注的正史是李延寿所修《北史》，其中包括两卷隋本纪和一定数量的隋朝重要人物的列传。李延寿同时也参加《隋书》十志的编写。《北史》可为隋朝历史事件提供背景资料，作为《隋书》的补充或修正。不过《北史》更适于用作《隋书》的辅助文献，因为其与隋朝相关的内容往往是从《隋书》缩略而来的。
北宋学者司马光主持编修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用较大的篇幅记载隋朝历史。《资治通鉴》成书较晚，但其最大价值却在于司马光等人所引用的、大量今已散佚的第一手文献。虽然存在不少道德说教，但《资治通鉴》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史学巨著。其最大的特点是丰富的细节和卓越的学术性，以及对史料来源的严谨考证(标点本《通鉴》亦得益于元人胡三省的详细注解)。不过，由于大业时期的起居注早已亡佚，司马光及其助手们在复原炀帝的生活和统治的过程中遇到较多困难，所以种种谬误在所难免。他们有时不得不引用各种出处不详的私著杂史或野史作为第一手资料；而这类著作往往有较多夸大其词的成分。鉴于此，对于《资治通鉴》中看似不太准确的记载，我会特别注意将之与其他相关资料进行对照，以辨别真伪。
除此之外，我还大量引用了其他传统文献，包括关于制度史的书籍如《通典》，有关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如《魏书》《周书》《北齐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有关宗教的文献如佛教的《佛祖统纪》《国清百录》和道教的《云笈七签》等。上述这类文献并非本文研究重点使用的资料，故不在此赘论，我会在相关的章节有选择性地对作者身份以及写作风格等问题进行讨论。
其他原始资料还包括考古发现。隋朝享国不久，并不受考古学家的青睐。只有有限的考古资料能在阐释隋朝社会经济状况时派上用场。比如，关于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长期考古调查使我们对这两座城市的规划布局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而这两座城市也与隋炀帝关系密切。隋朝、初唐的墓志铭以及其他碑刻资料，无论是出于传世收藏还是考古发现，对于补充和修正正史中的有关记载都具有特殊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专家学者对大运河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有助于了解炀帝所建水路交通运输网的历史航线。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济史料。
当然考古学也有其内在的局限。到目前为止，对于相对短暂的隋朝的政治变局，考古学在证据方面无能为力。即便是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隋朝，其利用价值亦很有限。研究唐高昌地区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吐鲁番文书，里面却没有与隋朝直接相关的材料。至于墓志铭，无论是隋唐时期还是年代更早者，其文体结构都很相似：首先追溯墓主的家族谱系，然后以编年形式记录墓主的仕宦生涯，最后以韵文颂扬墓主的功业成就，以示悼念。墓志铭对于考证职官、生卒年、籍贯等方面大有益处；然而墓志铭亦会刻意为死者讳，隐匿不甚光彩的信息。考虑到这些因素，亦考虑到本书的重点在于传统文献，考古类资料在本书中的利用非常有限。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首先介绍杨氏家族和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的发迹过程，之后记述炀帝从少年到王子、从皇储到皇帝的生活轨迹。第二部分从多个层面讨论炀帝和他统治下的王朝，其内容包括大兴土木、文官制度、军队管理、教育、礼制、法律、宗教、经济政策、对外关系等。结语部分则对炀帝的历史地位进行分析，重新审视炀帝的生平、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留给后世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