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到底是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熟读经史，并非不知道以往帝王荒诞行为的危害，特别是劳民伤财造成的后果。在位初期，他也一直努力遵循为君之道，避免非分之想。然而，随着他的转型，欲望终究难以遏制，并战胜了理性，为此甚至不惜让社稷、百姓付出代价。
（宋）《景德四图（太清观书）》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值得关注的是，在最初接受"天书"策划时，真宗没有像前朝暴君那样专断推行，他还是有些犹豫，需要找理由和支持。他先寻求宰臣王旦的理解，并以重金封口，然后再向儒臣咨询理论依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某日晚间，真宗在秘阁碰到一位老儒，便问"河出图，洛出书"是否属实。老儒不明其意，便随口答道：此为先圣所造教化百姓的神道之法。这就解决了理论依据。真宗也考虑过财力负担的问题，曾就此询问掌管财政的三司使丁谓。丁谓早已参与了这场预谋，自然肯定地回答称：朝廷财计充裕有余。真宗这才心安理得，打消了顾虑，启动了"天书"降临的活动。随后，他亲自大举东封西祀，各地官员则不断上奏祥瑞呈现，于是乎举国欢庆，喜迎"祥和盛世"到来。如果说到此为止，多少还能理解其用意--转移国人对"澶渊之盟"屈辱的注意力，但接下来的一切就纯属为一己之私考虑。在京城兴修玉清昭应宫，以便他就近感应上天；在各地大兴土木建造宫观，以祈求上苍福佑自己。犯规多了，真宗有时不免感到心虚，如筹建玉清昭应宫时，有官员劝谏，真宗担心留下骂名，就思忖找个正当理由。丁谓为他出谋划策：陛下拥天下之富，修一座供奉天帝的宫观又有何妨？况且也可借此祈祷早生皇子。当时真宗一直未得子嗣，正是一大心病，丁谓的说辞正中下怀。果然，当王旦密奏规劝时，真宗便以此相告，王旦竟哑口无言，其他朝臣也不再敢提出异议。于是，耗费资财就情有可原，算不得无道，真宗用自欺欺人的方式平复了内心深处的不安。
发生在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这场造神运动，前后持续了十五年之久，演绎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荒诞闹剧。对此虚妄性，当年不仅局内人大都心知肚明，有时连真宗自己也觉得过分。如大中祥符年间的一天，某宠臣入宫晋献新造的天书法物，一时飞过十余只预先准备好的仙鹤。天书扶侍使丁谓立即上奏称仙鹤降临，"飞舞良久"。这种当面的阿谀奉承，意在表示天帝感应，不承想却露出明显破绽。次日，真宗对丁谓说：虽然亲眼看到仙鹤，但若说仙鹤在天书上飞舞很久，妙则虽妙，只是恐怕不实，还是重新修改一下奏文为好。即使如此，真宗仍旧痴迷至深，直到最终死去。这就值得深究，真宗既然明了众人帮着造假，却执迷不悟，自然有其道理。缘由大概主要在于，不仅通过神道享受顶礼膜拜的满足，冥冥之间似乎还领受到天人相通的感觉，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幻象的不断重复常能使人陶醉。特别是到了晚年，长期纵欲的真宗已深受病痛的折磨，甚至时常神志不清，祈福的意愿就更为强烈。明知生命难以超越凡间界域，却总期待奇迹发生，这应该是他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的根源所在，是否劳民伤财，又是否违规，对他而言已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