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谷镇附近的一位农民对这种情况做了精妙的总结：“我只是想多些自主权，”他说，“但我不知道怎么得到自主权。”他知道，问题不仅仅在于联邦政府在对他指手画脚，还在于全球化经济，在于欧洲、巴西、中国。“我是爱国的，”他说，“咱们国家应该掌控自己的命运。我不喜欢受到其他国家的控制。”
听了农民和小镇居民的评论，感觉他们似乎只会发牢骚，而没有就自己讨厌的法律争取更多的知情权，不懂得如何在法律框架下行事。可是这种感觉也并不完全准确。在我们访谈的农民里，有一些人在州里和地区的委员会任职，有几个还曾经作为代表跟随决策者访问中东和拉丁美洲地区。即便是小农场主，他们对于联邦政府具体农业规章的熟悉程度也是让人吃惊的。
小镇官员在这方面大有不同。按规矩，领薪水的镇经理更加知情，也更清楚地懂得他们必须比民选镇长、民选委员更知情。事实上，我们访谈的人当中镇经理是最郁闷的，但他们的愤怒通常指向本社区居民的无知，而不是华府。
艾莉森 · 麦克布赖德是加州一个略少于6000人小镇的镇经理，对于让她工作难办的一系列州和联邦的规章有颇多怨言，但让她最烦心的是一位“心系”社区的公民。有一个愤怒的发声团体会声讨有关部门办事不力，此人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在该镇要去申请联邦拨款时，他自告奋勇地去了。他被陌生的文书手续搞得心烦意乱，给华府打了电话。据麦克布赖德女士回忆，他“大吵大闹”。几天后，麦克布赖德女士接到了华府的电话。“对资助你们镇目前的任何事项，我们真的不感兴趣。”打电话的人说。
节选自《留守者：美国乡村的衰落与愤怒》——中文简体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东方出版中出版 [美]罗伯特·伍斯诺|著 卢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