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安斯顿等人的发现，信念受到“侵犯”所产生的压力与激素变化，也许就是其难以动摇，坠入“情绪化坚守”在神经与分子层面的原因之一。
人具有强烈的心理需要，渴求摆脱认知失调的不愉快感觉。为了克服认知失调的这种不愉快情绪，人很可能会抵制新观念。因此，很多人就会抑制、回避、扭曲对自己信念进行的现实测试，以便克服因信念冲突引起的认知失调感。
人们甚至可以反过来用理性为自己的信念辩护，使自己的信念“合理化”。譬如，人们选择性地进行“数据挖掘”（data mining），专挖那些符合自己信念的数据，忽视那些与信念矛盾的现实，回避现实测试，用挖掘出的偏见数据把自己的信念合理化。
阻碍理性思维的障碍
诺韦拉指出，绝大多数的时候（高达95%），人不能够仅仅凭借理性来改变自己固有的行为，因为那古老而原始的情绪力量太过强大，而进化后期才形成的理性思维，需要耗费很大的心理警觉和能量消耗才能进行，因此，人很容易跟着情绪走，只有保持高度的理性自觉，才能抵御情绪的控制。
关于人类思维的重情绪、轻理性现象，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作过很多研究，他也指出，人往往会受情绪的影响而对自己的理念结论过度自信，以至犯下种种错误。[2]
诺韦拉列举了很多受情绪影响而对自己的理念结论过度自信、因而犯下巨大错误的例子，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科学家所为。譬如热力学之父、“开尔文男爵”威廉·汤姆森，曾根据地球形成初期的炽热状态到目前的冷却程度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地球的年龄。他测算出来的地球年龄远远短于当时根据地质学、生物学等实证性研究所估算的时间，但他抵制和回避那些实证的现实信息，执着于自己的计算公式估测的结论。
开尔文勋爵
结果，当放射性现象被发现之后，科学界发展出了更为科学的放射测年法，用这种方法估算的地球年龄很接近地质学和生物学的估测，开尔文的计算公式估测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