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西方的很多理念和价值捆绑在一起，这些理念使西方在疫情袭来的世界剧变中手足无措。面对剧变的挑战，很多西方学者却坚持要捍卫价值观，譬如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新冠疫情正在改变世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需要捍卫和维持他们的启蒙价值观。”（观察者网已刊发该文《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很多西方学者进行“捍卫”时公然拒绝实证数据，通过想象来“创造事实”，譬如英国知名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他坚称武汉封城后飞中国国内的武汉航班停航了，但武汉飞欧洲美国的航班却持续着，言外之意是病毒因而传播到欧美。加拿大学者贝淡宁通过民航实证数据向弗格森指出，“武汉飞欧美的航班持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弗格森“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观察者网已刊发贝淡宁的相关文章）。
如此的价值捍卫、理念固守，使得西方的很多理念丧失了修正进步的可能，使西方的衰落加剧。
大变局中的观念固守与体制问题
面对人类的“观念固守”的心理特点，社会群体应该有意识地进行理性应对。应对得好，这个社会群体就可以发展崛起；应对得不好，就可能衰败没落。
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重情绪而不重理性的行为，在原始社会时期曾经有过积极的意义，使人可以快速逃避猛兽；在发展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时期，重情绪而不重理性的行为，积极意义虽然不大，但消极意义也不太明显，因为外在现实的变化很慢，固守的观念并不需要经常修正。
但在工业社会，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后工业社会，重情绪而不重理性的观念固守的危害就非常大。此时的人类，需要高度自觉地使用理性思维，来管控大脑中更为原始部位发来的情绪冲动引起的问题。
人类有数十万年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农业只是在一万多年前才出现原始的萌芽，而工业革命是18世纪才产生的，真正的工业社会只有二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原始社会占了95%以上的时间，真正的工业社会所占的时间只有约千分之一。由于人类的大脑是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进化的，原始社会占据的时间非常长，对大脑的影响非常大，工业社会的时间太短了，还来不及表现在大脑的结构进化上。
当代变化飞快的生活环境，大脑进化滞后的重情绪轻理性的思维习惯，这是人类目前必须面对的两个现实。使思维习惯适应变化的环境，是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得好，社会就能够更好地发展。
要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个人来说，需要有意识地自觉使用“现实测试”的理性思维方法，抵制情绪的影响。作为社会来说，需要构建机制，帮助人们进行重理性的思维。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要构建机制，选拔重理性思维的人作决策者、领导者。毕竟人类中的大多数，还是不可能很快就改变数十万年形成的思维习惯。但是其中会有一部分人，在改变思维习惯方面表现得相对优秀，让这部分优秀的人来领导国家作决策，可以使国家获得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