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现代自由民主体制，存在着结构性的原因，不利于解决这个思维习惯改变的问题。
其中的选举制是一大原因。在目前的西方选举中可以观察到，政客们广泛利用大众的情绪思维习惯来拉选票，而且还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煽情”方法，鼓励大众的情绪思维，而不是帮助大众改变情绪思维的习惯。
譬如“身份政治”，让人情绪化地认同一种身份，而不是鼓励人理性地思考。还有花样创新的竞选广告，诸如抓眼球的画面、碎片化的信息、耸人听闻的故事……都是“煽情”，而不是“重智”，是鼓励情绪化思维，是抑制理性思维。
西方选举强调“大多数”，而大多数恰恰未必是思维习惯改变得好的优秀者，那些思维习惯改变得好的少数优秀者，往往不能获得未改变的大多数的认同，因此难以当选。西方的民主制“从众”“从多数”，而不是像中国的“从贤”“从优”的选贤任能。
原本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选举是部分精于“理性思维”的政客对大众情绪的利用，选举完后无民主，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治的理性运转；但特朗普的当选和四年任期，无疑深深动摇了这样的说法，更凸显重情绪轻理性的问题。
西方自由主义的市场，同样蕴含着很多鼓励情绪化思维的元素，商业广告就是一大元素。为了利润最大化，生产商千方百计让人购买他们的产品，情绪化的商业广告是诱导消费行为的有力工具。在商业推销的大潮中，人们的情绪化思维被激发得越来越强。
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中的这些结构性因素，使其与目前加速变化的大环境越来越不匹配。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候，西方现代体制曾经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性，因为传统社会的观念固守的结构性因素更为强大、更不容忍观念改变的行为，而在启蒙运动后出现的西方现代体制，允许了一些观念改变的行为，因此更适应时代变化。
但是，目前的大环境对观念改变有了更高的要求，西方体制出现了很多不匹配的问题，若不进行有效的改变观念的反省，西方的“价值捍卫”会导向自我衰败。
回想30年前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今天美国的相对衰败已经很明显。这从“强”至“弱”的衰败，并不是由于遭受了外敌的军事打击，而是它自己体制中的问题造成的。
美国在叙利亚的势力衰弱是一个典型例子，2011年阿拉伯之春初起时，美国强势要求阿萨德下台，那时它是叙利亚问题上最强大的声音，但是今天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最重要国际会议却排除了美国，这是它自己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的。美国并非没有人提出理性正确的政策，但美国的体制却使它不断地排斥正确政策、选择错误政策，排除重理性的政策、选择重情绪的政策，使它自我衰败。关于美国在叙利亚的这些错误抉择和衰败的来龙去脉，请参阅《优主治国》的第三章（尹伊文：《优主治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目前的大环境，中国正在这大环境中崛起。中国的体制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于后工业化时代所要解决的“重视理性思维”“防止观念固守”的问题，中国可以利用自己的体制特长来应对。
譬如在“从贤”“从优”的选贤任能体制中，可以强调被选拨的人需要具有“重理性思维”“善用‘现实测试’‘实践检验’来改进观念”的素质，这样就可以使政府的领导团队中有更多的思维习惯进化得好的优者。虽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优贤”并不明确强调“理性”“观念改进”，但是“选贤任能”的体制框架，可以加入后工业化时代所需要的新内容、新条件。
又譬如，中国的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长，中国可以利用这个特长大力推广“理性思维”“现实测试”的思维方法，使国民重视思维习惯的改进，提高国民的思维素质。这些都可以给中国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提供强大优势。
注释：
1. 史蒂芬·诺韦拉（Steven Novella，1964-）美国神经学家。请参阅他的《Your Deceptive Mind: A Scientific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The Great Courses，2012。
2. 关于人类思维的重情绪、轻理性问题，请参阅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1934-）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纽约，2011。他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