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李世民自己非常重视封驳制度的建立，他亲自倡导封驳制度，支持谏臣的封驳行为。
据《贞观政要》等史书记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有一次与时任黄门侍郎的王珪谈话，便是大力支持封驳制度。李世民表示，朝廷之所以设置中书省和门下省两套系统，就是为了互相监督和互相制衡，所以，当中书省依照皇帝的旨意起草诏令之后，若诏书有误，或有违法之处，要求王珪等务必要代表门下省挺身而出，将诏书驳回。
还有一次，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四月，唐太宗在太极殿与房玄龄等大臣商量政事时，明确表示，中书省和门下省皆是朝廷权力运作的核心部门，诏书有不合规之处，房玄龄等一定要及时审查驳正。李世民认为，他让房玄龄等主持中书省或门下省政务，其中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协助皇帝一起决策，而不只是按旨意办理文案。
所以，魏征、房玄龄等之所以敢于挺直腰杆对唐太宗的诏敕进行封驳，这与李世民的开明治政风格和对封驳制度的积极倡导有密切关系，而有了魏征等谏臣的封驳，这使李唐王朝在王朝建立的初期减少了不少决策的失误，"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形成，与封驳制度的顺利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唐王朝建立之初较完善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使封驳制度的建立有了制度方面的合法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