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大臣渐渐掌握实权，清廷权力的下移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在界定就地正法上，地方督抚大员纷纷要求给出明确规定，将就地正法的权力细化。这是地方督抚大员争夺权力的需要，也是清廷权力下移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光绪八年（1882年）为了平衡这种冲突，刑部草拟了一个正式的就地正法方案，当时在方案里明确规定"除甘肃省现有军务，广西为昔年肇乱之区，且剿办越南之匪，以及各省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形同叛逆之犯，均暂准就地正法，仍随时具奏备录招供咨部核查。其余寻常盗案，依旧以旧例为准，不得私自援引就地正法条例实行。"（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
光绪八年出台的就地正法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放宽了先斩后奏的权力。地方督抚大员不再依照《大清律例》一边审讯一边奏报朝廷，或者直接处决犯人后再直接向皇帝奏明缘由，而是在确定匪徒证据确凿后，地方督抚大员直接处决犯人，只要将犯人的供词、罪状备案，迎接一年一度的刑部例行检查就行。为了避免地方督抚借先斩后奏之权，行滥杀无辜之实，于是又规定寻常案件依旧要依照《大清律例》执行，不准援引先斩后奏的就地正法条例滥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