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太初三年，"匈奴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而去"，汉朝开始在河西走廊增建北部塞防，在敦煌玉门安置屯兵，修建河西沟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至居延、 休屠以卫酒泉"，将防御前沿推进到匈奴所在的蒙古高原，有力地加强了河西的战略防御纵深。
汉朝攻取大宛后，匈奴人只得将战线收缩至天山以北至蒙古高原区，并力争与汉朝争夺河西，以图东山再起。汉朝在河西建四郡、设属国、增关隘，"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 汉军主力屯于敦煌、酒泉、居延等地以逸待劳，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武装力量防御体系。当匈奴来攻时，即使突破防线或趁隙而入，也能利用河西有利的地形打退敌人的进。
汉武帝元狩四年漠北之战后，匈奴主力远退至浚稽山、涿邪山地区，河西与关中军事重镇朔方、五原、定襄等郡一起，对匈奴所在区域 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使得匈奴不得不分散兵力应付。 河西军的作用主要是牵制匈奴军，对稳定整个防线起重要的支撑作用。汉朝在河西牵制匈奴，等于斩断匈奴一只右臂，使匈奴人的战斗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削弱了匈奴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河西的地缘优势及日趋完善的攻防能力，使得东汉时的河西军具备了可以独自作战的基础，逐步扭转了汉朝在西域的困境。汉武帝元狩二年至汉宣帝时，是汉匈战争全面爆发时段，也是河西军事战略价值最大的时期。汉朝在手握战略要地河西的基础上，多次从河西出兵匈奴，或与其他方向兵力配合夹击匈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河西走廊的政治、经济、军事价值极高，作为汉匈对峙的军事前沿，历代均为中国东部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对于汉朝和匈奴来说，谁占领了这一地区，谁就掌握了主动权。正是汉朝统治者审时度势，推行了正确的外交和军事，才将汉匈矛盾的主动权控制手，保证了汉朝统治的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