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国家是军事制度的基础，那么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军事体制也必然跟着发生转变。如果说唐高祖建立的国家完成了中原农耕地区政治结构的建设，那么它的军事防御就是以保卫中原核心区为目标；然而唐太宗开始将国家扩及到周边外围广阔的草原和西域，所以都护府、行军这套体系就从内地走向了边疆。军事制度围绕国家政治的走向，这个特性表现得十分明显。
走向边疆，就意味着唐朝接触和控制的人口增加，尤其是那些汉人以外的族群融进了王朝之中，国家规模扩大的实质是族群的多样化。说到底，军事制度的变化，是唐朝胡汉民族和疆土扩大的结果。我们前几讲所说唐太宗、唐高宗不断用兵周边，试图将中原以外地区各种胡系势力纳入到王朝的控制之下，以达成大一统之局面，由此出现胡汉内外兼具的双重或多重景象，以及胡系势力成为唐廷处置的重要问题，等等。
这种一统化的局面持续不到50年，就因突厥降户的反叛、吐蕃的不断进攻和其他势力的反复动荡，维系不下去了，于是草原又成为突厥的天下，周边各种势力重新脱离朝廷的控制，原来的军事防御体系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朝廷就将小股分散的边军、游移不定的行军改造成为以驻守特定地区、进行有针对性防守的节度使体系。为了提高效率，朝廷将原有的直接任命将领的那种权力转给了节度使本人，让他统辖所在地区的军事、民政和经济财政，集多权于一身。安禄山之所以有能量调动三镇兵马转而对抗朝廷，就是这个机制赋予他这个节度使职位的权力导致的。
我们清楚地看到：朝廷将它自身的一部分军权转授给军队将领，目的是通过他们防守边地保卫中原核心腹地的安全；但授予职务的同时并没有形成对这些将领进行相应控制的机制，将领一旦统辖自身所属军队滋扰闹事，朝廷就很难应付。军队士兵之所以听从将领的命令，正是他们身系和依附于将领的结果。这一系列旨在防边的体制性改变，导致权力跟着发生了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