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恐怕是唐廷未能预料得到的。授予将领以军权，附加以民政管理和财税征收之权，军队将领不再频繁更换，自然就能形成将士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加强军队战斗力的同时，节度使个人权力也迅速提升。显然，节度使权力的上升是形势演变的结果。至于安禄山一人掌控三节度，并非常象，与他受玄宗皇帝的信任有关，具有一定偶然性。
第四，安史之乱的制度性牵连是什么?
这样看来，节度使体系的建构，表面上是军队结构的变化，背后支配它的，还是周边胡系势力及政权与唐廷变化了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唐朝与控制下的非汉系民族或族群势力如何调整彼此的关系、如何维系或者说是分开还是合在一起，这才是军事制度变迁、安禄山叛乱之生发的内层制约要素。
长话短说，就趋势而言，唐朝立国后它所面临的诸多任务之一，就是整合魏晋以来中原、周边的胡汉关系，它以羁束府州、正州正县的行政建置，都督府、都护府与军镇的布防，以及胡汉官职的配备等措施，试图将周边的胡系势力纳入到王朝国家的结构之内，从而建设巨型的王朝并使其臻至极盛，这是唐朝统治集团奋斗的目标，唐朝也的确达到了这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