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军是数学院首任副院长之一，分管基建。一次说到准备购买的电梯是中日合资的，在北京通州有工厂，杨乐带着一张照片就去了，照片里是1985年日本皇太子、太子妃接见世界青年峰会的代表，正与杨乐握手。
靠着这块"敲门砖"，杨乐拿到了采购电梯的优惠价。
1985年，日本皇太子、太子妃接见世界青年峰会的代表。杨乐供图
退 出
2002年底任期结束，杨乐从院长的位置退了下来。
学术上的杨乐同样不"恋战"。70岁以后，他坚决从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退出。这一决定与数学的学科特点相关，也源自年轻时的一些观感。
不同于其他科研领域，数学是年轻人的游戏，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年轻时杨乐与张广厚看到崇敬的老先生80多岁还在发表论文，虽敬佩其精神，但明显感到论文已缺乏新意，与其青壮年时水平相去甚远。于是二人约定，"过了60岁就不要勉为其难发表论文了"。
杨乐的夫人黄且圆刚满60岁就主动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办理了退休手续。
黄且圆出身于世家，祖父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黄炎培，父亲是一生忧国忧民的水利学家黄万里。她与杨乐是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同学。
退休后有了充裕的时间，黄且圆决心求解"何以成为大学者"。她的方式是选取在专业领域有突出贡献、人文方面有显著修养的大师级人物，给他们写传记。到2012年去世前，黄且圆写了一些人的传记--胡先骕、孟昭英、陈省身、黄万里、彭桓武、王元、丘成桐。传记结集成书，书名《大学者》。
杨乐深情写下前言、后记，说"《大学者》是对且圆最好的纪念"。
从职务和学术中一步步退出，杨乐自由的时间越来越多。他还经常去办公室，也经常参与数学讨论班，与自己的导师"老马识途"一样，杨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指挥年轻人冲锋陷阵。
田野如今是中国数论领域继陈景润之后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他回国加入晨兴数学中心是因为杨乐的电话。也因此，每当研究上有卡顿、思想上有波动时，田野都是抄起电话就打给杨先生。
"几乎没有例外，他会说你现在就来我办公室吧。"田野说，"无论什么话题，杨先生最后总会归结到两点上：大胆探索，不要怕失败；潜心做大问题。这也是我回国后杨先生第一次找我谈话说的两点。杨先生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谈完后那些担忧、焦躁通通都消失了。"
说到这儿，这位数学家还打了两个可爱的比方，"晨兴数学中心是我的'数学乐园'，杨先生是数学乐园里的'定海神针'"。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杨先生是一直有这样清醒的能力的--未来靠年轻人去书写。"李文林感慨。
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知道杨乐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杨乐那句"我们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一直印刻在李文林的脑海里。
长时间做数学史研究，李文林深知"这一页"的分量。
"我们这一代是新中国自主培养起来的，虽不幸耽误了大好青春，但机会来后，我们真的是在奋起直追。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在这半个世纪里，我们从学术的荒漠之中走到了数学大国，无愧于时代！而此间，杨先生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李文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