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会战
因为从华北南下需要考虑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沿途各地的侧击兵力。而长江南岸却多有水网和山峦可以作为屏障，日军攻打南京根本不用顾虑国军从浙江、江西腹地的侧击。
真正困难的是从武汉再往上游的攻势，毕竟有夔门阻隔，从荆襄进攻巴蜀是十分被动的。
夔门是巴蜀的天然门户
所以用“东西向”攻势与“北南向”攻势的比较来评价淞沪会战，根本站不住脚，日军无论是从华北南下还是从上海西进，拿下武汉后都会面临如何进攻巴蜀的困难。况且日军作为强势的一方，两路分进可以占取更多的主动权，让南京方面顾此失彼。
霄林天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要在华北形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主动挑起华中方面的第二战场，主要是基于对日军未来动向的预判，不得已而为之。
而这种将“淞沪会战”视为“战略诱骗”的观点，最大问题就在于它是以战后的已知形势走向，来揣摩战前的战略意图。要想弄清国民政府发动淞沪会战的真实意图，必须从战前的形势来分析。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不完全在中国
日军侵华战略的概要分析
国民政府作为弱势的一方，其抗争战略取决于对日本战略的分析和预判，因此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期日军的对华战略。
二战后逃过审判的祸首——“裕仁天皇”
- 首先，从天皇到内阁再到陆军、海军的高层，一以贯之地寻求“以战迫和”。
日本人的战略纷争是个“历史遗留问题”，牵扯到日本海陆军、陆军内部、海军内部、内阁与军方等等多方的互相矛盾，霄林天在日本发起“诺门罕”战役的真正目的中进行过一些讨论。
但是此时关于对华战争的策略，却颇为难得地取得了各方的一致——速战速决，以武力确保当前既得利益、迫和中国政府。
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后，参谋本部方面制定的对华方针中一再强调，要将事端控制在平津一带。后来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商定的“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协定”中也在第一条就声明，“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在华中、华南避免使用武力。”
军方高层之所以再三强调控制战争规模，一是担心中国方面抗日情绪高涨，主动发起战事；二是考虑到日军中“下克上”的传统，希望杜绝作战部队的擅自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