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庚子赔款”每年的赔款数额，也要和是年的“国际汇率”挂钩，如果白银贵，就用白银支付，法郎成了硬通货，大清赔偿的白银，也要再兑换成“法郎”。如此进进出出，大清“不知不觉”又被宰割了一大笔。尤其无耻的是，1905年国际银价下跌，清政府除了要“兑换支付”，还要额外掏出八百万两白银，来贴补列强的“损失”。
如此“花样宰割”，看似“有钱”的清王朝，每年到手的钱再多，大多也不过手里焐一下，没焐热就赔出去。晚清最后十年，财政收入“连年飙升”的清政府，每年亏空三千万两，年年入不敷出——落后何止要挨打，还要挨宰。
二、“飙升”的收入，来自竭泽而渔
但虽说每年都“挨宰”，清政府财政收入飙升，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节节攀升的收入，真的都来自“工商业建设”？其实更“大头”的，是来自对老百姓竭泽而渔般的盘剥。
最常规的盘剥，就是田赋。号称“永不加赋”的大清朝，近代最常见的操作方式，就是在田赋上附加“地丁银”或“漕粮”，这个“附加数额”，每年都有不同，但一“加”就是巨额数字，比如1901年，四川的“地丁银”就高达一百万两。江西的“漕粮”也有三十万两。这还只是清政府收到的数字，中间被多少官吏中饱私囊？那更是个无法精确统计的数字。
“厘金”也是晚清的“常规敛财招数”，甲午战争前，厘金就在晚清各省泛滥，甲午战争后大清财政困难，厘金更是滚雪球般猛涨。1899年广东征收的厘金，就比1895年暴增了一倍。四川的厘金从1895年到1901年，平均每年加抽百分之三十。直隶烟酒的厘金也是每年加抽百分之三十到六十。这些还是“不完全统计”。晚清最后十年里，“厘金”就像野草一样，恣意的在各地滋长，“多收”的部分，当然是加在苦老百姓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