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如此，“下梁”当然各种歪，民间的苛捐杂税，自然也被各级官吏层层加码。比如清末的长葛县知县，就把朝廷要征收的“厘金”“捐税”样样加码，每样都加收一倍多，多出的钱全搂进自家腰包。各地的地方官，也多是“外托举办新政之 名 ,其实尽饱私曩”。有这么一群大小蛀虫上下其手，清王朝“越有钱”，越给这些蛀虫“送肉”，直到瓤子被活活蛀空。
有这么一群人折腾，大清的钱再多，又有多少能用在正路？恰如清末民初学者柯劭忞的叹息：“其施之于实用者，不过十之三四。”能有三四成的钱用于国家建设，就算不错了。
于是，“越来越有钱”的清王朝，也就这么迅速腐败下去，到了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同样以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里记载，京城的大小官员都吓破了胆，纷纷把钱存进汇丰银行。却不料银行里的中方雇员使坏，欺负这帮人不懂英文，尽开了些假收据，随手就把这些不义之财据为己有。只这一招，就不知让多少“蛀虫”倾家荡产。
而早已被“蛀空”的大清朝，也在这类闹剧后不久，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留给后世的，并非是“有钱”的风光，却是“越有钱越死的快”的历史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