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简单粗暴的招数，当属捐税。跟捐税比起来，无论“地丁银”还是“厘金”，那都是小儿科。晚清老百姓从锅碗瓢盆到养驴养马，样样都要交“捐税”，甚至还有“花捐”“剃发捐”“茶捐”“河捐”“车捐”“烟酒捐”等各种名目。在辛亥革命前的大清朝做个老百姓，不夸张的说，大到出门办事，小到喝茶理发，不留神就得刮一笔税。
如此横征暴敛，自然惹得民间反抗四起。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里，清王朝发生的“抗捐抗税”的“民变”，竟多达483次。山东的农民甚至高呼“认重税必饿死，不认重税必株死”。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甚至成立了“死绝大会”。所谓“死绝”，即“以死抗捐”。“有钱”的大清背后，是多少百姓倾家荡产的血泪。
三、越有钱，死得越快
不过别管“钱怎么来的”，大清朝总算是“收入增加”了。倘若这些“增收”的钱财，全都用在富国强兵上，大清朝就算苦几年，也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晚清最后十年，清王朝“实业”“练兵”等大事也红红火火，似乎看来，这钱花得值。
但近代风云人物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就戳穿了其中的画皮：当时的海军大臣载洵，去英国商谈购买新式军舰，如此国防大事，载洵却是不问兵舰，先向英方询问给多少回扣。结果是“声名狼藉，贻笑中外”。
如此闹剧，放在清末的政坛上，还都算是正常表现。晚清的“铁帽子王”奕劻，清末时权倾朝野，却把政务做成了“生意”。各级衙门要职，都成了明码标价，每次只要有要职“空缺”，他立刻出手“炒作”。比如1911年的邮传部尚书一职，就被他“炒”到了三十万两白银，然后“卖”给了盛宣怀。他与他的党羽，更被戏称为“庆记公司”。1908年他七十大寿，一场寿宴就收了五十万两白银的“礼金”。英国《泰晤士报》更估算，仅奕劻本人在银行的存款，就超过七百万英镑，“公司”生意很“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