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事后来看，不做物资准备根本就不是费城在疫情防控中犯下的最大错误，甚至连之一都谈不上。
没有幸免的，病毒跟随波士顿的水兵到达了费城。4天后，也就是9月11日驻扎费城的水兵就出现了第一个感染病例。9月15日，入院士兵总数超过了600，而且由于军队医院收治能力已经到顶，士兵们已经住进了州立医院。仅仅2天后，5名医生和14名护士病重倒下。这一轮病毒首先发起进攻的中心区域--千里之外的波士顿，死亡人数则已经超过1000人。费城，这个"兄弟之爱城"(City of Brotherly Love)可以说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关头。
费城1918年9月19日的媒体报道仍在呼吁无需市民担忧疫情。
战争胜利的好消息不断传回，普通费城人的生活照旧在进行，甚至仍然丰富多彩。人们蜂拥而至剧院(Shubert Theater)观看音乐剧--《秦周楚》（Chu Chin Chow），到歌剧院去观赏歌剧--《交给珍妮》（Leave it to Jane），流连在公园里倾听音乐家苏萨（John Philip Sousa）的"自由债券音乐会"（为战争筹集的国债被称为自由债券），所有人对于战争取得胜利都充满信心，相信士兵们将很快回来，社会上一片祥和欢乐的气氛。
费城的公共卫生局长克鲁森（Wilmer Krusen）博士对于军营爆发的疫情开始是不以为然，颇为轻松。
他说："我能够将疾病控制在现有的范围（军营），我们肯定会取得胜利。目前还没有人死亡。不必担心，无论感觉怎样。"第二天，再有两名水兵死亡后，他又称，这些感染者是死于一般的普通感冒。另外一名卫生局官员甚至称，从现在开始，病人将开始减少。简单地说，就是疫情可防可控。
9月15日，迫于严峻形势，克鲁森召集本地卫生专家开了第一次会议，但他只是在会上承诺要继续严密监视疫情的发展。21日，感染者已经上升到1083人，费城市的公立医院也开始收治军营的士兵。但克鲁森仍然坚持认为，这仅仅是几年前发生过的一般流冒。他可以将疾病消灭在萌芽之中。费城卫生委员会（负责制定健康和卫生方面的规章、政策，而公共卫生局则负责日常卫生管理）更是发表声明：当前在费城居民中没有发生流感。不过，卫生委员会还是宣布将正在发生的疫情纳入需要报告的疾病，并呼吁公众要注意卫生、注意保暖、保持双脚干燥、大便通畅、避免人群聚集等。
9月25日，据当地媒体报道，最近24小时又新增了118名感染者。更糟糕的是，9月28日按计划要举行费城历史上最大的集会--费城自由债军民大游行。当地的很多卫生专家和一线医生忧心忡忡，他们致信公共卫生局和卫生委员会要求取消3天后的大游行，甚至投书媒体，然而克鲁森拒绝了这些建议，当地的媒体也拒绝登载医生们的呼吁。
更大的悲剧无可避免将要发生。
克鲁森1893年在杰弗逊医学院（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获得医学博士，他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知道在这个时候大游行意味着什么，但他还要考虑更多的因素。10月份，费城必须要完成销售联邦政府分配的约2.59亿美元的战争债券，市政府需要一场大游行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此外，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士气，他不能宣布任何可能打击士气的负面信息和行动，更加不能制造恐慌，这个不仅他知道，费城的媒体也懂，每天都在宣传流感没有危险。
到9月26日，累计已经有1400名水兵感染入院了，27日再增加200名感染者，其中费城市民就有123名。这时费城累计已经有70名感染者不幸去世了。但所有的信息都没有能够阻止28日的大游行。
1918年9月28日下午2点，费城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场军民大游行准时在宽街（Broad Street）开始了。毕竟战时的各种管制和牺牲已经很压抑了，大家都需要一场活动来释放一下。围观的市民超过20万人，游行队伍长达3.2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