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典守严密，文脉不绝
19557箱南迁文物经历尽劫难却无一受损，为什么？除了对战局的准确判断、见机行事、果敢和运气之外，还离不开巧妙的装箱和严密的文物典守制度。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故宫文物南迁议案，故宫文物编号、点查、挑选、装箱工作随之展开。每件文物都有对应的“身份证”，“天”字打头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打头来自坤宁宫。
故宫专门定制了一批长三尺，高宽各一尺半的厚实木箱。尽管时间紧迫，但装箱工作一丝不苟、极为繁复。为了给南迁文物提供一个防震防摔、绝对安全的“移动仓库”，故宫职工专门从琉璃厂的古玩商店学来文物装箱的窍门，还把从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的瓷器箱打开，只见每10只碗用草绳紧紧捆成一束，每束之间用谷壳隔开，整箱瓷器无任何松动，把箱子从城墙上扔下，里面的瓷器毫发未伤。
故宫人博采众长，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稳准隔紧”，比如瓷盘边缘包棉花，瓷盘相叠用绳子扎紧，再用纸把整叠瓷盘包起，每叠之间用棉花和稻草防震。对于书画等纸质文物，还要包上油纸，以免雨水浸湿。青铜器专家吴玉璋包装的铜器箱，哪样东西摆哪里像是经过计算似的，上海开箱检查之后次序打乱，就很难再装回去。
1938年汉中至成都，途经宝轮院，雨后小溪无法通过，临时搭建浮桥的情形
国子监交给故宫代运的10个石鼓如何装箱呢？石鼓每个重约1吨，石鼓上的字刻在石皮上，石皮已与石身分离，敲起来“嘭嘭”有声。装运后一旦石皮脱落只存石心，那就没有价值了。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
“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南迁之前已对每一件文物进行了核对造册，但内容过于简单。文物抵沪之后，展开了更为细致的点收工作。每一件文物的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都要写在文物单上。装箱的时候，文物单封进箱子里。另一份原始单子装订成册，印刷好几份，除了故宫人自己留存外，还要分送给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便于几家“对册子”。每次查点，几方面的人都要在场，查完重新贴封条，谁都不敢对文物动手脚。
故宫的13491箱文物进行了分类编号：古物馆2631箱以“沪”字编标，图书馆1415箱用“上”字，文献馆3773箱用“寓”字，秘书处5672箱用“公”字，合起来正好是“沪上寓公”。“寓公”是指流亡他乡的贵族。故宫老院长易培基因故宫盗宝案蒙冤，被迫辞去院长之职，此时正避居上海法租界。故宫文物变成了“沪上寓公”，不仅字面上有些许揶揄和无奈，还暗指了易培基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