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左翼思想如何汇入党外运动
观察者网：您前面谈到大陆赴台知识分子，里面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像胡适这样的一批教育人士，他们身上可能带有所谓"体制内"身份，但后期跟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另外您也谈到台湾本土知识群体以及文化认同，比如本土的左翼传统。记得今年4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南京中山陵的发言中提到蒋渭水跟孙中山的例子，以此说明两岸对革命、战争的共同记忆以及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蒋渭水曾经组建过台湾民众党，这算是早期本土左翼运动之一。但您认为光复后台湾左翼文化没有重建起来，这是为什么，能否展开讲讲？另外，像台共与左翼运动的关系如何，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外运动又是怎么兴起并吸收这些思想资源的？
何卓恩：我先从党外运动说起吧。党外运动主要利用了两种思想资源：一种是自由主义，另一种是左翼思想。
前者主要来自胡适、殷海光以及《自由中国》的思想，党外运动的一些参与者把《自由中国》的相关文章编成文集，以此作为党外运动的"圣经"。这是他们最主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之一。但这种思想主要影响上层，难以直接动员下层。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文集，受众主要是读书人，普通工人、农民很难阅读理解，当时台湾的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程度也不是很高。
党外运动不仅要影响上层，也要动员基层民众。而要动员基层，就需要更多地依靠左翼思想。这些左翼思想不仅包括光复初期许寿裳等大陆赴台学人传播的思想，还可以追溯到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内部逐渐分化出来的左翼传统。
台湾文化协会在1921成立之初，有点类似于中国近代的维新派，主要通过和平方式争取权利。但在与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过程中，运动越来越激进。斗争越深入，话就要说得越坚决、越彻底，才能争取到群众。如果始终温温吞吞，民众就不会跟着走。所以，台湾文化协会后来就逐渐产生分化：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温和派被排斥到一边，以王敏川等人为代表的激进力量逐渐走到前面。这有点像当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兴起后，就把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甩到后面。
此后民族运动又发生进一步分化，更激进的台湾共产党出现了。它从民族革命进一步走向工农革命，动员对象主要是普通民众。不过，台湾共产主义和台湾共产党的思想来源也有两条线：一条来自中国大陆，特别是当时的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骨干参与创办上海大学，有一批台湾学生在那里学习，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早期骨干；另一条线则来自日本共产党，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日共也曾在当地发展力量。从民族运动走向工农运动、从民族革命走向工农革命，这个过程扩大了运动对普通民众的动员能力。
党外运动时期，为了动员基层民众，参与者重新发掘日据时期台湾本土民族运动和左翼运动的精神与历史。所以党外运动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第二批大陆赴台学人带来的自由主义，另一条腿是台湾本身在日据时期形成的激进革命思潮；自由主义为运动提供上层的思想方向，左翼思想则为其提供基层动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两相结合，党外运动便既有方向又有了力量，能够把民众动员到街头，国民党也就很难再像过去那样轻易压制。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反威权"如何与分离主义结合
何卓恩：党外运动本身不能被简单和"台独"划等号。党外精英组党时，决定党的名称叫"民主进步党"，没有把"台湾"两字放进去，他们建党初期主要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争取民主。
后来台湾慢慢形成两党政治，为了选举，民进党渐渐将国民党说成"外来政权"，把自己包装为"台湾的代表"，因为这样更容易争取选票。将"台独"写进党纲，是两党政治发展后出现的事情。当然在党外运动时期，"台独"意识已开始出现，只是未成主流。
党外运动中还有一条"中国民主运动"的线索。1960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准备成立的政党叫"中国民主党"，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其中一些骨干参与了1986年民进党的组建。最典型的是傅正，他曾是《自由中国》的少壮派，在刊物上发表过很多文章，后来跟雷震一起坐牢，出狱后参加党外运动，成为党外运动中的"大中国派"。他们认为，自己与国民党的矛盾是民主与独裁的矛盾，跟分离主义没有关系。
但是，党外运动中的一些少壮派、包括后来形成的"新潮流"力量，立场就不一样了。他们试图建构所谓"台湾民族"，用"台湾民族"对抗中华民族，这种倾向在当时已经出现，只是在初期并非党外运动的主流。
党外运动早期的领袖，比如黄信介、康宁祥等，他们的立场也分激进派和温和派。黄信介相对激进，康宁祥比较温和、且与蒋经国的关系也比较好。但即使是比较激进的人士，当时也没有明确提出分离主张。
到了少壮派登台，特别是后来"新潮流"系崛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他们在民进党成立初期没有掌握主要话语权，但经过几次内部变革后，"新潮流"系逐渐成为旗帜鲜明、能够引领民进党方向的一股势力，像赖清德就出自"新潮流"系。
因此，党外运动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反威权、争民主，但其中存在不同路线。民进党建党后为了选举动员和身份政治，分离主义逐渐得势，"大中国派"被排挤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