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上篇，要点提示：
· 两批赴台学人：处境不同，但都想在台湾做事
· "祖国化"与"现代化"：一个连接过去，一个连接未来
· 台湾社会对回归祖国有期待，但现实有落差
· 祖国化为何"上层有效、下层有限"
·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反威权"如何与分离主义结合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今为中山堂)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两批赴台学人：处境不同，但都想在台湾做事
观察者网：何老师，您好。您在《祖国化与现代化》这本书中重点讨论了台湾光复后赴台的大陆学人，这些人无论是承担接收、光复任务，还是抱着文化重建的理想前往台湾，抵达后都发现实际情况比想象中复杂。再加上，中国内部政局的变化，他们面临的局势也越来越复杂。您在研究过程中，如何看待这些学人身上的主动性、局限性，以及时代之下的不可抗力？
何卓恩：说实话，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预先想这么多，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对他们的处境有了更直接的观察和体会。
当时有些人是主动赴台，有些人是被动赴台；到了台湾以后，有些工作在他们原本的计划之中，有些则在想象之外。至于他们对台湾社会的文化重建做出了什么贡献，需要放到具体的历史处境中来看。
一般人在谈论台湾光复时，讲得比较多的是政治上的光复，似乎宣布台湾回归中国，事情就完成了，但事实上一个被殖民统治几代人的地区，重新回归祖国，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化进行过系统性的强行摧残和打击，台湾当地的语言、信仰、认知体系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这涉及台湾如何重新接续祖国大陆文化的问题。换言之，除了政治光复以外，还有文化光复的问题。
基于这个考虑，我们自20年前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用的题目是"大陆赴台学人与光复后的台湾文化建设"，其显性主体是大陆赴台学人的工作。当然，实际上参与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的，还有其他很多主体，比如官员、台湾本土的学人、知识分子、士绅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也体现了"两岸一家亲"。我们主要关注大陆赴台学人怎样关怀台湾社会，怎样让从日本手中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社会重新连接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代发展。
第一批赴台学人中有很多是被延聘的，受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赴台，比如黎烈文、许寿裳等人就都是陈仪亲自聘请的。
黎烈文原来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到台湾以后，主要负责光复后最重要的官方报纸《台湾新生报》。许寿裳是鲁迅的朋友，也是陈仪的好友，陈仪原本想请他去担任台湾大学的校长，但没有办成，后来便请他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这也是当时专门设立的一个机构。
这些人是受到接收当局邀请赴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许是被动的，并非一开始就主动要求去台湾。但他们回应了邀请，知道自己是去做什么的，有个人的抱负和责任。还有一些人是在官方招聘时主动应聘赴台。他们觉得自己在台湾可以有发展空间，于是就过去了，比如版画家黄荣灿等。
第二批学人的情形很不一样，主要是1949年前后赴台的。他们中的多数是主动去的，在国共内战中出于各种考虑跑到台湾，有些人是先到香港，再从香港去台湾，比如胡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但也有一些是受官方委派，比如傅斯年赴台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就是由蒋介石亲自安排的。
所以，不论主动还是被动，这些人到了台湾以后都想做事。即使是逃难过去，也要设法把局面收拾起来，先在台湾立足；按照他们当时的说法，还要为所谓的"反攻大陆"作准备。无论如何，他们首先要立足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