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协会是当地政治文化运动中非常重要的组织，实际上具有某种政党性质。他们还创办了《台湾民报》，开展文化启蒙，推动新文化和白话文运动，希望与"祖家"（也就是祖国）的文化运动保持同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本殖民统治进入后期。台湾有不少民族运动骨干、激进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渡海来到大陆参加抗战。有些人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有些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战。
过去我们关注较多的是在福建一带参加抗战的台湾义勇队等力量，还有一部分人前往东北等地参加抗日斗争。他们希望通过整个中国抗战事业的胜利，最终让台湾回归祖国；只有先争取全中国抗战的成功，台湾才有可能得到解放。
从殖民统治的前期、中期到后期，台湾精英知识分子和主流社会始终有这样的追求。因此，台湾光复以后，自然也会有同样的期待。
观察这种期待，有一个时间差很值得注意：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国民政府到10月25日才正式接收台湾，中间大约相隔七十天。这七十天里，台湾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当时，国民政府命令台湾总督府在中国方面接收之前负责维持秩序，但日本殖民当局事实上很难做到。殖民时期警察对台湾民众非常残暴，日本投降后，警察出现在街头，经常遭到民众攻击，很多日本警察整天躲在屋内不敢出来。台湾民众自发维持秩序，自发组织学习国语和三民主义，热心做迎接祖国政府的准备。
今天我们看到台湾社会中有怀念日本殖民时代、"去中国化"等现象，但这和当时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有所不同。当时台湾同胞真心实意急切希望回归祖国。
国民政府接收后，台湾本土精英很快成立了台湾文化协进会。前面提到日据时期成立的组织叫台湾文化协会，光复后成立的则叫台湾文化协进会，只多了一个"进"字。这个组织同样汇集了许多台湾精英人士，还创办了《台湾文化》杂志。
他们认为，台湾回归后的重建首先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首先要回到祖国文化的范畴；语言、文字、美术、文学、风俗习惯等等，都要与祖国文化合流，与整个民族保持一致。换言之，要清除日本殖民者强加给台湾社会的异族文化和"皇民化"遗毒，把被日本殖民统治强行切断的祖国文化脉络重新接续起来。这是台湾社会自身的内在要求。
对"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如此。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报》，和大陆新文化运动一样鼓吹白话文运动、女性解放和工农运动，他们也在追求进步、追求现代化。光复初期，台湾文化协进会会长游弥坚在《台湾文化》第一卷第一期发表文章《文协的使命》，相当于发刊词，也提出新世界需要新文化，要用新文化培养新观念，再用新观念创造新世界。经历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对新文化的需求自然"格外的大，格外的深切"。
他们提出的"新文化"包含三个方面："科学的新文化"、"民主的新文化"和"三民主义的新文化"。三民主义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官方话语，而民主、科学则是祖国大陆几十年来发展出的新文化精髓。
所以不能忽略的一个关键是，光复初期台湾同胞自身的要求，就是既要祖国化，也要现代化。
《台湾文化》第一卷第一期
观察者网：您前面谈到《台湾民报》提倡科学、民主、新文学等，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追随五四以来的思想脉络？
何卓恩：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确实受到五四影响。
台湾新文学运动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北京，台湾当时有一些学生到北京读书，他们见过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受到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因此台湾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中，有很多精神资源来自祖国大陆。另一个来源是东京，东京的台湾学生受日本文学界进步思潮的影响，日本社会也经历了从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转变的过程。
当时台湾社会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女性解放和工农运动等，受到上述两方面影响。凡是有利于推动台湾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资源，他们都会吸收；就像今天一样，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只要有益，就可以吸收。但在民族性方面，是不打折扣的；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不愿意与日本的民族文化融合，抗拒"皇民化"，反对日本民族主义的文化侵蚀。
祖国化为何"上层有效、下层有限"
观察者网：台湾社会本身也有复杂性。殖民时期，一些地方士绅、家族势力、社会精英曾与日本殖民当局产生诸多利益往来，有不少人进入殖民机构工作，成为日据时期的技术官僚。但与此同时，大陆经历长期的战争，经济、社会遭严重破坏。当年国民党军队赴台接收时，有些社会精英看到其军容和接收阵仗，也产生了怀疑和心理落差。您如何看待这种复杂性，以及社会复杂的心态对接收过程的影响？
何卓恩：前面谈到的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报》以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都有台湾士绅参与。当时参与运动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没有钱，很多活动是由士绅出钱支持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林献堂。林献堂后来也支持台湾文化协进会，支持祖国化，所以"祖国化"与"现代化"是光复之初很多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这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到了国民政府实际治理台湾时，问题就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