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文化重建的角度来说，不管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赴台学人，他们主观上都有做事的追求，也都产生了把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重新连结起来的实际效果。否则，后来也不会有"保钓"等政治运动。过去在特殊历史时期，有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曾由台湾学者代表中国参与。
两批人赴台时的处境不一样，但都为台湾的文化光复和文化重建做了切切实实的工作。但为什么书里面只写到这两批人？主要是因为第一批学人很多已经不在了，有些在"二二八"等政治变故中被杀害或遭禁制，有些转向纯学术领域，还有一些人则回到大陆。第二批人学人在1970年代也逐渐老去。两岸长期隔绝，后来也就不再有同样意义上的大陆赴台学人群体了。所以，我这本书主要是从1945年写到1970年前后。
"祖国化"与"现代化"：一个连接过去，一个连接未来
观察者网：您把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的核心追求概括为"祖国化"与"现代化"。在当时的台湾地区，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张力？大陆赴台学人到了台湾以后，是否意识到当地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想象有所不同？
何卓恩：其实"祖国化"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做这个项目时就已经预先设定的框架。最初没有这个标题，是在研究完成、准备出版时，才概括出这两个概念。换句话说，它不是我们事先拿来框材料的概念，而是研究完成以后从历史材料中提炼出来的。
当时台湾文化重建的精神内核，一方面是回归祖国、接续传统，重新建立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传统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要有现代意识，追求现代生活、面向未来。一个是与过去连接，一个是与未来连接。
而且，"现代化"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需要融入"祖国化"的过程。这里面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祖国大陆文化本身在不断现代化。台湾被日本殖民的五十年间，祖国大陆文化发展并没有停滞。自戊戌变法起，中国人就在追求科学、理性、民主、自由。严复所说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实际上就是科学与民主的问题。梁启超等人撰写的文章里，也有丰富的民主、科学思想。只是当时没有像民初新文化运动那样，明确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而且以这些新价值为中心鼓动风潮而已。
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这些观念逐渐成为祖国文化中的重要潮流。因此，台湾要重新连接的祖国文化，不只是传统的孔孟之道，其本身也包含民主、科学等现代内涵。
其次，日据时期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同样包含"民族化"和"现代化"两个方面--当时还不能公开叫"祖国化"，更多被称为民族运动，强调维护汉民族的独立性，拒绝被同化到所谓的"大和民族"。
无论观察祖国大陆的文化发展，还是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文化追求，都能发现这两方面的共同性：既有民族化问题，也有现代化问题。
我们之所以使用"祖国化"这个词，是因为光复初期台湾报刊上经常这样写，那时"祖国"这个词用得非常多。台湾被日本殖民半个世纪以后回到中国，当然有"祖国化"的要求；这不仅是大陆同胞的期待，也是当时许多台湾同胞自己的期待。
台湾社会对回归祖国有期待，但现实有落差
何卓恩：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时间，大致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
前期是从1895年到1915年前后，大约二十年。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是武装斗争，台湾民众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行动，甚至还成立过"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的设想，是在清政府放弃台湾的情况下，台湾民众先自己组织起来，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再回到中国，根本不是今天台湾一些人所错误解释的"台湾独立"。
中期大致是从1915年前后到1937年前。这个时期，台湾士绅、新式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主要从事民族政治运动。此前的武装反抗已被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很难继续下去，于是一批读书人开始用"文斗"的方式，利用日本法律留下的缝隙和有限空间开展民族运动。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运动便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台湾士绅和东京留学生是运动骨干，他们要求在台湾设立独立的民选议会，强调这个议会不同于日本本土地方议会，并希望通过议会立法，压缩台湾总督府的权力，使其更多只是承担执行台湾议会法案的职能。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持续了十几年，参与者每年都去日本帝国议会请愿，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其表达的核心要求非常清楚：台湾的汉民族拒绝日本化，维护自身的民族主体性。
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文化协会经过几次演变，从温和走向激进，再从激进走向更加激进，像台湾共产党的一些力量也由此发展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