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美叙两国对彼此都没有完全信任或"押宝"，而是在听言观行的前提下推进两国交往。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叙新政权的态度颇为矛盾，既有期待，又不完全放心--既不打算把沙拉像阿萨德那样推到自己的敌对面，又担心沙拉的"恐怖主义"前科，生怕过早彻底取消制裁反而给自己培育后患。
以"凯撒法案"为例，目前特朗普政府对"凯撒法案"的暂缓实施并不包括叙政府与俄罗斯和伊朗的交易活动，而要永久撤销该法案需要在美国国会投票通关。
因此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前，沙拉专程会见了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包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特（后者以亲以色列著称，强烈反对撤销"凯撒法案"），争取他们对永久解除制裁的支持。目前特朗普表达了解除制裁的意愿，可美国国会中担心"奖励恐怖分子"的声音依旧存在，此前部分众议员在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撤销"凯撒法案"修正条款却遭到否决，表明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何况保持"缓刑"选项，客观上也给了白宫对叙随机应变的工具。
反过来在外交政策方面，叙新政权也无意对美国的意愿亦步亦趋。对于伊朗，叙新政权希望保持友好的主权国家关系，甚至保留伊朗顾问，而非美国所期待的完全保持距离。就叙以关系而言，特朗普希望两国尽快、无条件达成安全协议；可叙利亚一方面仍无法免于以方空袭打击，另一方面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再处理叙以问题（更何况戈兰高地及其缓冲区仍在以军占领之下）。
叙新政权希望在广交朋友、平衡外交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利用外力，完成国家整合和经济重建，但美国更希望大马士革在自己预设的轨道上行走，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由此，一些潜在因素随时可能成为双方关系再度下行的导火索：叙南部地区问题（伊朗什叶派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及其合作组织长期活跃），叙利亚重建的投资参与国之争，叙国内改革重建进程特别是所谓"人权问题"的发酵，美国撤军事宜，国内宗教极端组织反弹和潜在内乱再起……
加上地区和域外国家（包括土耳其、以色列、伊朗、俄罗斯）的可能"异动"，美叙地区合作的前景依旧充满变数。可以理解的是，美国和叙利亚都在岁末年初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政权"剧变"，都迅速将既有政策推倒重来（尤其是外交政策突变），既"准备不足"，又有"历史束缚"，双方和解、合作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有对彼此的预期有明确认知，且不脱离现实，"白宫会晤"的成果才有可能为叙利亚和地区局势带来正面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