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社保制度模式、转轨成本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国社保费率大体处于国际中等偏上水平。近年来，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降低企业成本，稳市场主体稳就业，我国先后数次降低或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2022年人社部披露的数字是，我国5项社会保险费率总水平从41%降至33.95%，单位费率由30%降至23.45%。
尽管我国社保总体费率低于一些欧洲高福利国家，但明显高于日本、越南、印度、韩国和美国等中等福利水平国家。其中养老保险的缴费费率，显著高于德国的18.6%，日本的18.3%、美国的12.4%（2011年降到10.4%）、韩国的9.5%（拟逐年提升至13%）等。
同时，社保基数实缴，就意味着原本由于"据实缴费落实不到位"形成的实际费率，更加靠近较高的名义费率，进而增强了企业对于社保负担的体感。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社保强制缴费的权威性和威慑力，根本上源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边际可负担性，而非单纯以执行力来守护社保缴费的权威性。一旦社保边际费率超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边际可负担性，那么维持偏高费率不仅不会带来社保缴费规模上升，反而会抬高边际征缴成本，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将基于社保缴费执法力度，探索各种可能的对冲手段，最大化各自的收益。这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单位选择短工，更多的劳动者选择更难以监控的灵活就业，以及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会考虑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等模式，进而影响社保的存量投保基数。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社保基数实缴是维护社保制度权威性和威慑力，有效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要有效落实这份保障，需要搭建的是可负担性的激励约束框架。因此，在各地落实社保基数实缴的同时，用企业和劳动者的边际可负担性作为一个度量指标，将有助于找寻到政策与市场的对话聚焦解，真正让好事以一种共赢方式呈现给万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