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上，马林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具体讨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在会上，陈独秀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马林表示，"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原则，中共必须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最后，陈独秀为顾全大局，表示愿意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但孙中山必须改变其管理模式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最终会议通过了陈独秀的意见，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西湖会议后，陈独秀在同孙中山会晤时，向他提出条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等，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在孙中山主盟下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沪国民党员53人召开改进党务会议，指定由陈独秀等9人组成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并任命陈独秀为国民党本部参议。1923年6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三大"，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会议决议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2月2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名义与秘书罗龙章共同签署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号召全体共产党员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陈独秀在《向导》第106期发表《悼孙中山先生！》一文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后，陈独秀于3月14日在《向导》周报第106期发表《悼孙中山先生》，称："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惟正因我们有了这个极大的损失，我们更应该加紧奋斗，因为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必然跟着中山先生之死向民众加紧进攻。"他号召"全中国的革命分子"，"团结成伟大的集合体，来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在上海会晤李大钊，称其为"真正的革命同志"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在辛亥革命前后，李大钊就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予以关注。1907年，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开始树立民主主义的观点，爱国政治思想亦日益高涨。当孙中山领导的各地起义接连失败，李大钊发出了"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的感慨。
1912年12月，北洋法政学会成立，李大钊任编辑部长，主持翻译了日本人署名复堂学人（即中岛端）的小册子《支那分割之命运》，书中有《孙逸仙之月旦》一节，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一事无成，只是"所谓幸运儿者"。李大钊译后撰写了一篇题为《驳议》，其中指出中国革命"种因于二十年前，而卒收光复之果者，中山也，何言一事无成？"，并指出"逸仙实造时势之英雄"。针对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李大钊认为"中山隐退，高洁之怀，天下共见"，"孙氏倡革命于举世不解共和之日，莽莽神州，一身无所寄，流寓海表，辛苦备尝，二十年如一日，遂有多数党人连翩而起，言孙之言，行孙之行，以与人道蟊贼穷凶极恶之专制政体抗，停辛伫苦，踏白刃而不辞，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平等路如砥，自由苗而茁，中华民国乃见于东亚大陆"。"有孙氏，乃成其为民国，乃成其为共和国。"李大钊在文中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倒清王朝的作用及让位于袁世凯的胸襟做出了准确的评价，可见他对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缔造者的推崇与认识。但袁世凯当政后，李大钊撰文抨击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称其窃国卖权，"政疾病风，民如秋草""盈廷皆争权壤利之桀……钩心斗角，诈变机谲"，支持孙中山的反袁斗争。尤其是他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的《国情》一文，矛头直指袁世凯阴谋复辟的野心，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
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深受鼓舞，相继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逐渐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于1920年10月在北大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而孙中山早在1912年，便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曾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演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也深受鼓舞，开始转变革命思想，多次同列宁及苏俄代表书信往来，加强交往以寻求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