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2024年年底，特朗普的二次上台执政，在本文看来，无疑提供了有望打破这一政治"僵局"的诸多空间，使得中美之间通过协商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成功机率变得更大。就此等预判，可从下述几个内在相互勾连且彼此互动的层面加以证成。
特朗普（中）1月20日由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主持，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
其一，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的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史上百年不遇。他的崛起打破了美国政治几乎所有常规。他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但自己却是最不美国化的总统。特朗普丝毫不拘泥于美国的立国理念、道德标准等意识形态思维的束缚，也不受维护国际原则承诺的约束。
特朗普2.0的外交思维和行为，比起1.0阶段，显得更加怪诞、多变、难以预测、缺乏自洽，但其中唯一不变的核心内涵却是以利益而非原则为基准。在唐纳德·特朗普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有其价格。特朗普主政的美国如今关注的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这个最新发展显示，跟美国打交道会越来越像是做买卖。这大概率意味着，在特朗普2.0时代，中美关系的上行空间将受到制约，但下行空间却存在无限可能。
这或许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对中国而言，较之传统的美国政客，一个不拘泥意识形态，更可能打破常规的美国总统，或许更容易周旋。
其二，相较于行政部门，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更统一，支持力度更大。根据香港大学教授李成的统计，2020年到2023年间，美国国会曾提出一千个与中国有关的议案，仅2023年上半年就有三百个，其中99.5%都明显以"反中"为基调。
然而从宪政结构和实际运作来看，国会在影响台湾政策方面仍存在诸多限制：作为政府的平行权力机构，国会对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提名人选具有建议权与同意权；通过"财政拨款权"，国会决定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如何分配；虽然国会有权决定美国是否进入战争，但自二战以来，该权力未被正式行使；国会可通过听证会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但总统在实际决策上享有由国会准许的广泛自主权。
迄今为止，第119届美国国会在履行其作为"平行权力机构"的角色上较为谨慎，更多是沿着党派界限运作，并支持特朗普的政策与人事提名。如果说，2016年当选时，特朗普缺乏经验，没有培养自己的信徒，遭到两院领导的抵制，但今时远远不同往日，当前的特朗普可谓如日中天，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鲜有的"大总统"，实现所谓的"三重执政"（governing trifecta）之鼎盛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