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借鉴和出海启发
我们的研究结果带来很多政策启发。若加拿大、中国、欧盟和墨西哥形成联合阵线，共同应对美国单边关税政策，或许可以加快贸易争端的终结。
在政策层面，中国应主动与欧盟、墨西哥、加拿大等经济体深化双边及区域合作，通过签署高标准自贸协定、强化投资保护机制、拓展供应链协作，构建更具韧性的国际贸易联盟。这不仅有助于化解单边关税压力，而且可有效反制"分而治之"的策略，提升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话语权和战略主动性。
特别是在数字贸易、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中国可携手合作伙伴共同塑造高标准国际规则，使美国的单边保护主义陷入孤立局面。此外，应加强在稀土、关键矿物、光伏、原料药等战略领域的管控能力，通过建立出口协调机制与国家储备制度，将供应链优势转化为规则制定权与博弈筹码。
在数据与机制建设方面，建议构建国家层面"贸易替代性数据分析平台"，整合全球贸易及中国进出口动态，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份额、替代供应链及美依赖度等关键信息，增强整体谈判底气。在反制策略方面，应采取"精准打击+豁免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动态调整关税清单，聚焦美国政治敏感州的关键产业，并适时对不影响中国核心利益的商品予以豁免，以分化美国国内利益团体。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需要考虑多种策略，包括减少需求、寻找替代品、扩大生产或重新安排贸易来源。企业需要根据产品的重构比率和自身的资源能力，制定灵活的应对方案。例如，对于重构比率较低的产品，企业可以优先考虑从其他地区寻找替代供应商；而对于重构比率较高的产品，则可能需要考虑减少需求或扩大国内生产。
另外，企业需要清醒地评估自身在美国进口体系中的重要性：你是否是关键供应商？如果你的产品难以替代，那么你在谈判中将拥有更多话语权。同样，若你的报价已经低于国际竞争对手，这也将成为重要的议价优势。
在应对关税成本时，核心策略在于合理分摊，而非独自承担全部压力。一个可行的方案是：中方出口商承担10%，中美进口商分担10%，剩余10%通过价格调整转移至美国终端市场。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成本分配模式。然而，若企业规模较小、市场议价能力有限，则需审慎评估自身所能承受的成本上限，并在谈判中理性权衡让步空间，以维持订单可持续性。
对于有意在海外扩展业务的企业而言，如果企业仅将海外或其他国家视为简单更换产品标签的场所，这种模式在当今环境下已完全不可行。例如，若选择在越南设厂，就必须切实确保在当地创造足够的附加值，使产品真正符合"越南制造"的认定标准。倘若只是将半成品运至越南进行简单重新包装，再以原产地优惠方式出口至美国--这不仅是一种不合规的操作，更难以持续逃避相关监管。
也就是说，要重新调整"中国+1"战略。"中国+1"战略不应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产能转移，而应实现真正的价值提升和供应链优化。所谓"+1"，必须在这些海外生产地形成切实的产业能力与技术嵌入，实现包括研发、生产、管理等多环节的本土化增值，从而构建可持续的国际分工布局。
教授简介
芮博澜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副教务长、GEMBA课程主任。他于2006年加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8至2020年期间负责认证和学习质量保证。在加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之前，芮博澜博士曾是国际经济与商务学教授，也曾担任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商学院代理院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芮博澜博士曾执教于梅西大学（新西兰）和澳门大学。他曾教授过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学生，包括中国大陆、澳门，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英国等地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