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经历经了多次声势浩大的反垄断活动，因此在很多人的固有观念中，作为执法者的美国政府机关往往以垄断行为的对立者形象而出现。但通过梳理美国的反垄断历史就可以发现，只有垄断寡头们对市场和社会起到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危及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或出现了难以调和的阶级冲突与公众压力时，才会受到政府的宏观管控。资产阶级政府在本质上是资本的政治工具，其对数字寡头是存有依赖性的。
从政治角度看，随着数字社会的形成，寡头垄断对于稳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统治有所助益。因为社会上的大量注意力都在向平台寡头汇集，便利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从奥巴马开始，互联网就成了资产阶级政府惯用的政治工具，随后"推特治国"的特朗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经济角度看，垄断利润一直是资产阶级榨取民众财富最重要方式之一，数字寡头集中了各个行业的资源与价值，加速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的集中。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这些寡头公司又成为了美国掠夺世界的重要途径。
于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开始，美国的很多反垄断措施都不痛不痒，多是以企业自我改正和双方和解终结案件，再也难以见到拆分企业这样的严厉判罚。
美国政府希望帮助本国企业保持技术优势，因此即便当前市场上已经长期形成了几大数字寡头林立的局面，但只要寡头间的业务交叉可以推动各个企业形成持续性的创新动力，政府便通常不会对市场格局进行大规模的介入与调整。始于2019年，"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四巨头"反垄断如此，如今马斯克的收购亦是如此。
启示与建议
基于对多重竞争结构与此次收购事件的认识，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启示。
从国内市场的视角来看，要进一步深化对"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问题的认识。反垄断的最根本动因，其实并非是企业拥有了多大的规模或市场份额，而是企业借助垄断地位对竞争规则的破坏。
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些企业是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的，譬如平台层的企业就受到"梅尔卡夫法则"的支配。这种企业需要一定的规模去降低边际成本，而更大的规模也有利于汇集资源、节省交易成本、便利用户生活。
同时，在"摩尔定律"的时代，这种大企业的出现并不会在根本上影响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例如曾经在中国互联网界盛极一时的搜狐、凡客诚品、唯品会等，都已经被创新能力更强、更加符合时代需要的腾讯、字节跳动等公司替代。因此，应当为数字公司提供必要的成长空间。
但是，一旦企业开始运用多重竞争结构进行降维打击，就必须体现监管的力量。
譬如一些创新创业公司在进驻游戏、音乐、小说等内容层维度的领域时，却发现有平台层企业在借助自身的市场地位帮助该领域的子公司不断引流，这使其在起跑线上便无法获得与竞争对手等同的市场地位。
